胡歌

在胡歌的記憶里，十幾年前在云南的一程旅行格外特別。

那次他獨自從大理開車前往雞足山，想探一探據說是奇景的華首門。那是個陰天，靠一個不怎么靈光的GPS 導航，胡歌在坑坑洼洼的路上開了五六個小時才到達目的地。在山上轉了一圈他也沒找到地方，一路的顛簸讓他倍感疲倦，他興意闌珊打算就此下山，恰好路經一座形狀破舊的小屋子。出于好奇，他拾步而入，后院有一扉木門虛掩半開，見四下無人，他就徑自推開了門。

那一推，眼前的景象可謂蕩魂懾魄：他發現自己正立于一塊危崖之上，前方可以俯瞰幽谷深澗，云霧縹緲，若置九霄。“我看到一邊有人在那里掃地，就問華首門在哪兒，他說了一句我覺得只有在電視劇里才會出現的話：‘抬頭看。’”

胡歌

一抬頭，他只見石壁直摩蒼穹，猿猱難攀。回想起來，那種不可思議還是會立刻回到他的臉上。身臨其境所體會到的震撼，打開所有感官才能捕捉到的立體維度，照片的記錄怕是無法比擬其纖悉無遺。這幾年，胡歌走去了更開闊的地方，對拍照的熱情反而不似從前。“我也在思考拍照給我帶來了什么：好的東西當然很多，比如它會改變我觀察事物的角度，但不好的地方，就是我會為了拍照而拍照。”

“為了拍出一張好照片”，奔著這個目標，他覺得目的性太強了。“好像我和這個地方的連接就只有一張照片，忘了真正用心去感受。”即使是攝影本身，在技術進步已經讓數碼的成像效果比擬膠片的今天，兩者依然不盡相同。“用膠片拍照的時候，你會把大多數時間用在觀察上，因為要對得起那一下快門和那張底片。數碼沒有這種成本，拍十張可以刪九張，但這種簡便和直接，反而缺失了膠片時代的某種樂趣。”

他不想把所有的感觸都停留在一張“淺層次”的照片上。杜甫所說的“幸有舟楫遲，得盡所歷妙”更接近胡歌的向往.細細咀嚼過程本身的意義，比一個結果更重要。

胡歌

“我”的渺小與自然的偉大

“過程”中總免不了意外，有時是驚喜，有時是手足無措。

2019 年的時候胡歌去了煙瘴掛，那是長江從上游到下游的第一個峽谷，音譯自藏語，是上世紀80 年代“長江漂流第一人”堯茂書給命名的。煙瘴掛附近安置了許多紅外相機，用來觀測野生動物，胡歌當時的任務，就是去檢查電池的余量是否充足，以及儲存卡是否還有空間。在半途中，他的車陷入了泥里。

“那里比較偏遠，基本沒有公路，前一晚需要就地駐扎帳篷住一晚。一切都特別順利，但晚上下起了雪。”他覺著氣溫下降，汽車的胎壓也會下降，還特地打了點氣。“這就是沒有經驗。雪化了之后氣溫上升，胎壓低一些輪胎才有抓地力，我那個充完氣后的輪胎變硬，就那么陷入了泥濘的路里。”

胡歌

那地方的海拔大約近四千六七百米，手機沒有任何信號。當時還有另一臺車同行，朋友試圖把胡歌的車拖出來，結果輪胎打滑，也陷入了泥里。“我們特別、特別狼狽，還好離我們一公里的地方有個牧民的帳篷，他們經常遇上陷車的問題，很有經驗，一個五六十歲的藏族大爺就過來幫我們的忙。”

胡歌看到大爺墊下木樁又壓千斤頂，整個氣喘吁吁的，胡歌自覺是個青壯年，應該攬過這個活兒。“可我忘了一件重要的事：人家才是當地人。我蹲在那里吭哧吭哧干了一會兒活，站起來的時候發現我完了：完全缺氧，眼冒金星，感覺要暈倒。”他扶著車，念著千萬不能就此暈過去，拼命深呼吸，才漸漸緩過來。“當天晚上回到沱沱河大本營的時候，我從頭到腳都是泥，但現在回想那五個小時困陷的經歷，又挺好玩的。”

胡歌

從2013 年開始，胡歌就成為了“綠色江河”的志愿者，他參加的主要項目之一是“綠色驛站”：青藏公路沿線有許多貨運卡車和自駕游的汽車，那里地廣人稀，沒有特別的垃圾回收系統，許多人也缺乏環保的意識，沿路有許多廢棄的瓶瓶罐罐。綠色江河發起了“垃圾換食物”和“帶走一袋垃圾”等活動，鼓勵牧民用空瓶換生活用品和食物，又用類似的獎勵方式讓那些路過的司機把垃圾帶去格爾木統一處理，沿途的那些驛站就是集中收集點。

胡歌在驛站如一個普通志愿者一樣工作，雖然可以完全丟下藝人的身份，但他知道大家對自己多少免不了有些特殊關照，比如，他不會專職在某個驛站待一整個月，而是會被安排去參與多種活動。“在志愿者驛站的生活非常瑣碎甚至枯燥，就是掃地、擦桌子、撿垃圾、接待游客，從整個項目來看，這些事情好像微不足道，一個人的能力也有限，對整個環境的改變來說，他們所作的努力似乎效果微乎其微，但這個項目能改變更多人的觀念，這才是最重要的。”

胡歌

認識到自我的渺小，或許才是邁向真正偉大的第一步。“我曾看到微距鏡頭下的雪花，在微觀世界里，原來每一片六角形的晶體都有獨特的形態，是獨一無二的藝術品。只是回到正常視角的距離，我們根本看不到它們的精巧和美麗，其實這和志愿者們的工作有異曲同工之處。”

多去幾次高原，如何整理裝備、如何應對高原反應，他都有了經驗。“比如冬天去的時候高反會比較嚴重，因為植被稀疏，空氣里的含氧量會更低。”在那些地方，胡歌特別喜歡和天空交流，無論白天還是黑夜，他都可以對著天空出一會兒神：“在城市里，你的注意力都在人間，都是平視的角度。到了開闊的地方，你就可以盡情抬頭看那些云，它們每時每刻都在變化、在流動，或者是仰望那些星星，它們如此深邃遙遠，夜空如此神秘。”

胡歌

第一次去青海時，胡歌走到了沱沱河與通天河的交匯處，那幾支河流的交匯形成了長江真正的源頭，雪山、冰峰、草地之上，靜靜鍍過格外熱烈又格外冷靜的陽光。出于一種他自己都無法解釋的理由，他跪倒在地上磕了三個頭，那是一種原始的直覺，順乎于人類對自然的敬畏和崇拜。

“我當時的感覺就是，幾千年來，如果沒有長江，華夏文明都是另一種面貌。”他只能感嘆，蒼穹之下，人類如此渺小如塵埃，“寄蜉蝣于天地，渺滄海之一粟”，在那一刻都得到了真切而立體的印證。

見過那樣的天地，再回到城市的時候，胡歌難免會感到些不適應。“其實我不想調整過來。因為有那種悵然和失落、有那些落差，才會讓我更盼望下一次、盼望再出發。”

胡歌

“自在”不需要某種定義

胡歌曾用三個字形容自己，“貪、嗔、癡”，說到底，就是自我和欲望共處的博弈。“我覺得分幾個階段：第一個階段就是你不知道人有那么多欲望，以為一切都很正常；到了下一個階段，你會意識到有些欲望有其存在的必要性，但有些其實過了頭，如果為了追求和滿足這些沒有必要的欲望，就是在浪費時間和精力。”

這之間的標準和制度，他覺得取決于個人的價值觀，沒有對錯，只在于選擇。“你也不用刻意去抵抗自己的天性，至少當我意識到有這樣問題的時候，思考就已經讓我往前邁了一步。”

胡歌

幾年前的胡歌，《瑯琊榜》的熱潮尚未退去，對于觀眾在他身上寄予的期待、因為角色增加的光環，他有一種近乎惶恐的不安。到現在，他已經不再介懷自己“是否能追上那種期待”了。“因為你永遠都夠不上。只是以前我意識到這種期待的存在時，會感到沮喪、會沒有自信，現在我已經認識到，它就是客觀存在于那里，我不需要因為‘夠不上’產生那么多負面或者焦慮的情緒。”

“如果永遠都處于舒適的環境里，那他就不是一個真正的演員，只要是清醒的人，都會明白這個道理。”在電影《南方車站的聚會》開機前，他因為“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電影拍攝”和嚴格的減脂，身心都處于高度緊張狀態，最終導致腸胃炎。到電影《繁花》，他已經能更坦然地直面這種緊張。“而且王家衛會給你充足的時間去緩沖。他也不會輕易放過你，但好處在于，我有許多機會，試的次數越多，緊張就越容易消除。”

30 歲的時候，他拍了現實題材的電視劇《苦咖啡》。“就是想要證明給觀眾、證明給導演看，胡歌可以做得更好，其實更像是給自己一個交代。”在那之前，他演的大多是偏商業和偶像的電視劇，他感到著急。“我不想只是被‘偶像’定義，所以說是刻意也好、甚至用力過猛也好，我就是想要做出點別人看得到的改變。”

胡歌

他發現自己有一個無意識的習慣，每次拍完一部作品，他必然會換一個發型。“要不剪短，要不卷、染，就一定會改變。”不斷與過去的自己告別，不斷與曾經傾注過心血和掙扎的角色告別，他想，演員到后來，應該懂得“舍我”。“最終大家應該記住的是這個作品想要傳達的精神，而不是個人的光芒。從演員的角度來說，如果一部作品成功了，而你永遠跳不出來，就只能原地踏步了。”

回想起當年的那份努力，胡歌多少覺得有些“矯情”，但他覺得自己做了正確的選擇。“現在我不需要那么刻意了，不需要證明給人看我有多少可塑性或者別的什么，把眼前的事情做好就可以了。”表演的能力是否呈上揚的曲線，他覺得這應該由別人來評判。“但對于表演的理解和感悟，這些年的積累肯定和之前是不一樣的。”

他也曾羨慕身邊那些學富五車、可以心無旁騖沉浸在專業研究里的人，覺得相比之下，自己像個“暴發戶”。這種“自慚形穢”也逐漸淡了。“后來我才明白，他們讓我感動的是一種心態。他們沒有那種焦慮，就是能自在地學習和生活。這種‘自在’，不一定需要某種定義。”

胡歌

他坦然，如果一年看不了一百本書，那么吃透十本也是充實的收獲。從三十歲走向四十歲的這一路，他也會時不時想一想“未來”。“未來人生的路會越走越寬還是越走越窄？我的想法也許不能代表大多數人，但我自己覺得很難越走越寬，因為生活里有許多現實的問題要去面對，年輕的時候有更多的選擇，但隨著年齡的增長，會有各種束縛和牽絆。”

聽起來殘酷，但胡歌覺得事物終究有其兩面性。“與此同時，你精神上的選擇可能會越來越自由和寬廣。”他特別享受一個人開車跑長途，曾經從上海一路開到西安、再到西寧和格爾木，橫跨中國的東西。“我的性格還是不怎么擅長社交，開車的時候可以很專注。”一路上他可以和自己聊些有的沒的，覺得孤獨了，就打開電臺，隨意搜索當地的節目。“聽當地的方言，當地的家長里短。”

“哪怕我絕大部分時間生活在城市里，但我總是覺得，現在所做的事情就是為了再一次遠行，去往一個更夢幻的地方。”

攝影：范欣 / 創意、策劃：王曉白 / 形象：王昊 / 化妝、發型：姜潔 / 采訪、撰文：李冰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