精彩專輯 | “三大隊”再集結

    距離開機一周年,在北京十月底的最后天光里,《三大隊》追兇五人組張譯、魏晨、曹炳琨、王驍、張子賢和導演戴墨在影棚外的巷子里再次集合,親密笑鬧間完成了大合照的拍攝,讓人一窺這部電影兄弟情深的影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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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電影《三大隊》改編自真實故事,講述了以程兵為代表的三大隊五人組在經歷了人生重大轉折后,不顧一切追擊兇手并終將其繩之以法的故事。真實案件、紀實文學、實力演員、金牌班底,讓《三大隊》未上映就廣受矚目,熱度不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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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們和電影《三大隊》合作,再現五人追兇組的動人風采,深度挖掘《三大隊》上演跨度十幾年高潮迭起的追兇傳奇,展示風云變幻的人生變遷、戰友之間的兄弟情深背后有哪些故事。而最終追兇傳奇如何上演,極致命運將怎樣呈現?他們將在大熒幕上給出最終的答案。

     

    戴墨:《三大隊》,以情動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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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墨

    導演戴墨如此形容《三大隊》對他的意義,“我知道如果錯過這個故事,可能會錯過我整個事業履歷上的高光時刻,我知道它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品。冀哥(張冀)寫的劇本已經非常好了,現實主義的力量深深打動了我,情感極其豐富,人物栩栩如生,是不可錯過的一個好作品。”

    不能錯過的好故事

    去年拍完劇版《球狀閃電》,戴墨飛抵杭州休假。第二天卻收到了公司發來的網絡熱帖《請轉告局長,三大隊任務完成了》,看了一眼就停不下來,立刻訂了機票,連夜趕回北京,爭分奪秒籌備電影《三大隊》。

    “我知道如果錯過這個故事,可能會錯過我整個事業履歷上的高光時刻,我知道它是一個什么樣的作品。冀哥(張冀)寫的劇本已經非常好了,現實主義的力量深深打動了我,情感極其豐富,人物栩栩如生,是不可錯過的一個好作品。”

    最打動戴墨的是,程兵的堅持以及帶領三大隊追兇的責任心。在測片反饋中,很多人表達對程兵心懷敬佩又自愧不如。戴墨認為,程兵這種精神正是值得提倡的。

    創作中戴墨首要解決的問題是,是什么支撐著三大隊去完成看似不可能的追兇。在他看來是價值觀,是責任,是任務,甚至是不甘心。更是被細微的東西所觸動。比如程兵出獄后去警察局報到,正好碰見了當年被害人的父親特意來給程兵送一包茶葉蛋,有報答的感覺。這種觸動也是程兵再上路的動機。

    在選演員上,三大隊五位演員,戴墨認為跟角色非常貼合。

    王驍的直接跟馬振坤的直接很相似。馬振坤在三大隊里有話直說,有點像白羊座,比如在審訊中第一個摔水杯。

    曹炳琨和蔡彬像的地方,都會做生意,身上有一種柔和。蔡斌在受到打擊,回到一個普通老百姓身份后,開了一家小店,可以生活得很好。所以再次出發追兇,他不愿意跟大家一起,因為他找到了佛系的生活態度,找到了精神上的安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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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墨

    張譯在戴墨看來,做什么事情都非常認真。沒戲的時候也在現場呆著。這次拿到《三大隊》劇本,張譯寫了很多的對角色程兵的,對整個劇本的理解。

    而到了現場,很多時候大家也是相互啟發,比如張譯覺得第一場在案發現場的戲,需要體現三大隊的默契。最終導演和大家一起設計出這樣一幕:有人一說“扣子”兩個字,整個隊伍一下各司其職取扣子上留在的犯罪嫌疑人指紋。這就體現了三大隊是一支配合默契、身經百戰的的英雄隊伍。

    張子賢則在獄后重聚大排檔戲里喝得特別大。“男人之間有些話不方便說,酒后容易吐真言,那天監制思誠哥在,晨哥(李晨)也在,陪著大家一起聊天,喝點小酒。酒過三巡拍的這場戲,結果子賢那場戲完全放飛了。”

    生活當中張子賢是個挺“喪”的人,說話聲音也小。他曾跟戴墨說,自己心里事裝的特別多,戴墨說你該釋放就釋放。張子賢對人物也有自己獨到的理解,他認為廖健的小氣其實是維系關系的方法,一直跟你蹭點東西,你又討厭又喜歡。他也不是完全摳,最后還送馬振坤兩條煙,給大家買高額保險。

    讓魏晨出演徐一舟,戴墨敲他時間時還撞了下檔期,但一直挺堅持讓魏晨來演。“魏晨身上有一種外表少年感十足,內里又非常成熟,徐一舟的角色需要這些。”在戴墨看來,徐一舟是受傷害是最大的。剛到三大隊懷揣著非常大的抱負來辦大案要案的,結果一盆涼水澆頭上,讓他從一個孩子被迫變成一個男人的氣質。魏晨身上特別具備這種感受。

    徐一舟出獄變成了一個專業訓犬師,戴墨認為他去訓狗很合適,一開始是個乖乖仔,跟狗接觸讓他身上的野性得以釋放,更隱忍,更成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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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墨

    又穩重了一點

    后期剪輯獄后重聚那場戲時,給了戴墨很大的驚喜。他看到一種不可復制的表演,“上天賦予這場戲里一些東西。”

    最后大結局的鏡頭,他透露準備了很久。因為電影一開場是一個長鏡頭進去的,結尾希望一個長鏡頭出去完成。但因為有光的要求、演員們的配合、機器的配合,所以很難。張譯不厭其煩拍了17遍。最后鏡頭出去,拉到張譯站在車來車往的大街。

    把這個鏡頭作為ending,是因為追兇是程兵12年來做得最重要的一個事情,也是三大隊12年最重要的一個事情。完成那一刻肯定是一種釋放,張譯站在街邊表演非常豐富,突然間他笑出來了。電影就定格在了這一畫面上,是希望觀眾去想象程兵之后的生活。

    緊接在大結局之前的戲,是程兵抓到了王二勇跟一個小警察說“三大隊任務完成”這樣一句扣題的話。戴墨說當時很難去找到一種語氣準確去表達,于是在現場張譯就用不同情緒拍了很多種,讓導演有更豐富的素材去選擇。這個鏡頭加上最后結局的鏡頭,拍了整整一天。

    除了大場面,獄中的戲戴墨說是在小空間里玩調度。他夸贊張新成特別好,很多人可能都沒看出來是他,“把帥哥給捯飭成了一個受欺負的樣子”。

    關于最后電影的節奏,原故事有點倒敘的感覺,而電影最后呈現是順序。戴墨說這是希望演員前后會有一個很大的反差,從精神面貌特別飽滿的狀態到被打到谷底、讓人看起來心疼的狀態,讓觀眾看見時間在他們身上留下了很多傷痛。

    目前戴墨還在進行《三大隊》后期的收尾工作,比如調色再精進一下,以及做很多“看不見的”視效,力求盡善盡美。

    而拍完這部電影,也給戴墨帶來了一些變化,不僅是視聽語言或創作方法上的,“我覺得自己又穩重了一點。這是片子賦予的,因為它很多情感很厚重、很壓抑但也都很克制,所以我會覺得應該更加沉淀自己。”

    作為導演,戴墨的行事風格柔和。“這些演員老師們都是哥哥,都非常照顧我的情緒。譯哥經驗那么豐富,有一點點不確定的時候,會陪著我來很多遍。”

    更因為他曾經做過演員,更容易站在演員的角度來思考。很多時候要去保護好他們,比如在一場演完后說“特別好,但我們再來一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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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戴墨

    看到更大的世界

    戴墨畢業于中央戲劇學院2004級導演系導表混合班,提到陳思誠,他很感激。“我是他一手培養起來的。上學的時候告我,你要開始多看電影,看一些書,要做好儲備。他說得很大,要心懷天下,要有危機意識……現在我的穿衣風格都慢慢向他靠攏了。”陳思誠監制和壹同制作也一直助力于為像戴墨導演這樣的優秀青年導演搭建可發揮才華的平臺,給予更多可以幫助青年導演實現電影夢想的機會。

    畢業后,他演了兩年話劇,在舞臺上歷練了表演后,開始在熒幕上磨礪并參與了副導演的工作。《唐人街探案》網劇是他第一次做導演,拍完后就獲得了信任,而后抓住了電影《誤殺2》的機會,從劇本籌備,到選角,再到勘景。為此還去泰國,最后他在廣東拍攝了自己第一部真正意義上的商業電影。

    話劇舞臺上的歷練對拍這部戲幫助很大。《誤殺2》是在規定情境醫院中發生的故事。在封閉的環境中怎樣讓演員動起來讓戲更加好看,舞臺提供了前車之鑒。“我們也會提前讓演員排練,我會給到演員大概的區位、調度,跟攝影老師在一塊配合,讓這個戲看起來又合適又好看。”

    作為一名創作者,戴墨一直在思考觀眾會被什么樣的東西打動,但他覺得很難找到規律。“你要知道一個規律或密碼,不是每部戲都能賺錢了嗎?”唯一的路徑,還是從生活當中出發。

    不久前他看了《奧本海默》,喜歡它的高級。他這樣對朋友形容原子彈爆炸的那一刻:導演用一種無聲的方式來表達核彈的爆炸,無聲其實是沖擊力最大的。話剛落地,砰,熒幕上一聲巨響,震耳欲聾。

    戴墨希望先做好自己每一部作品,他認為自己是努力型的導演,不是一上來就風格極其突出,一下成為中國電影史上的一個標簽。戴墨嘗試不同的類型,《三大隊》和《誤殺2》風格也迥異。當然,還是有一致性,比如都是現實題材,以及情感濃烈。

    從演員到導演,戴墨獲得了一種全新的感受,“比如說站著一排人,演員是往前站了一步,工作更專注于飾演的角色,而做導演是在這一排人里往后站了一步,能夠看到整個劇組的全貌。你能跟很多人去交流,更理解這個職業,覺得這個世界更大了。

     

     張譯:所謂極致,貴在堅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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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

    程兵不顧一切12年的追兇讓他付出了無盡的代價,但終得圓滿抓到了兇手,站在了人生下一站的路口。張譯在《三大隊》中呈現了一個執著到極致的角色,他有著獨特的真實性,擁有異于常人的堅持。當被問及和角色有沒有一致的地方時,張譯說“唯一像的就是長得像。”

    大跨度下講故事

    第一次看完《三大隊》成片,張譯激動得半天沒說出來話。緩了半天后,他突然站起來抱住導演戴墨,興奮地說,“墨,這片子成了,至少我個人非常喜歡,是我們想要的東西。”

    張譯和《三大隊》的緣分,始于去年春節時監制陳思誠的邀請。倆人是多年老友,一起出演過《士兵突擊》《北京愛情故事》等作品。在張譯口中兩個人“小時候就在一起工作了。”陳思誠想要做這個項目,恰好張譯在此前就看過故事原文,“我一聽這是好事,不但是一個好電影,而且是一件有功德的事情。”

    金牌團隊是《三大隊》的一大看點。這部戲的編劇是被張譯稱為“兄長”的著名編劇張冀。倆人最早從短片開始合作,后又在陳可辛導演的電影《親愛的》中合作,接著相遇在《我和我的祖國》,這次《三大隊》則是彼此的第四次合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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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

    這兩年張冀一直在作品中嘗試新的創作方式。《三大隊》劇作也是一次大膽嘗試。“按照商業劇情片的正常邏輯,可能是三板斧架構或者像說相聲那樣三番四抖的節奏,我們就能把故事講清楚,讓人感動。他的勇敢在于打破了習以為常的商業片節奏,為了這個節奏也動了結構。從《中國合伙人》到《奪冠》,他每一部作品都在勇敢的嘗試,這是我特別佩服的一點。”張譯說。

    程兵在《三大隊》中呈現出了鮮明的階段狀態:第一個階段有著作為三大隊刑警隊長的專業和英勇;第二個階段是人生經歷重大挫折后在獄中的沉著、勇氣和正義;第三個階段是帶著重新聚齊的三大隊一起追兇的熱血和兄弟情深;第四個階段孑然一身一頭白發落寞追兇;第五個階段最終抓住兇手站在人生新路口的釋然和茫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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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

    這種階段鮮明的人物狀態是編劇張冀希望嘗試的故事架構,也正是張譯的審美志趣所在。“我越來越癡迷于大的斷代體、編年體的結構。”張譯分析可能跟最早期受到的戲劇教育有關。入行前,他迷戀前蘇聯的話劇、中國80年代常見的劇作結構,并在90年代看了一批有代表作的話劇《地質師》《一人頭上一方天》。“這些故事基本都是講一群年輕人,在十幾二十歲正值人生準備揚帆遠航的階段,遇到了怎樣的命運選擇、挫折和榮耀,當不同人做出不同選擇后,過了十年二十年他們有什么變化,最后到垂垂老矣的時候又有什么樣的變化。”

    當年張譯看完大受震撼,淚流滿面,從此愛上了話劇,并為他日后成為演員種下了一顆種子。時至今日,這樣的故事讓張譯愈發覺得有魅力,它讓人感慨,更讓人去思考和預見自己的未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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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

    孑然一身追兇最挑戰

    拍攝這天,正是《三大隊》開機一周年。當被問及一年前開機的心情,張譯說這是個有意思的問題,他的話里帶著一種雋永的意味,“我越來越發現跟小時候對這個職業的想法不太一樣。過去我特別羨慕一些比我年長的同行,會想是不是有一天我到他們的年紀和閱歷的時候,也會風輕云淡面對每一部戲的開機,但現在我發現還沒有,每一部戲開機的狀態、心情都不太一樣。”

    金牌團隊和熟悉的創作伙伴,讓他覺得幸福。“一個演員能夠在一部電影中,周圍所有的人不需要你耗時間相識熟絡,是一個特別幸福的事情。尤其三大隊成員是把后背交給對方,去保護彼此、連接命運的兄弟,不用體驗生活,對于熟悉的老幾位天然就有這種情感。包括導演、監制在現場,大家沒有任何隔閡去探討問題,對于演員來講是如此的幸福。”

    第二個感受是,三大隊的故事在張譯心里是有重量的,他希望把這個故事演繹好,讓更多的觀眾喜歡這部電影。所以不免有壓力。

    現在他很難說喜歡電影中哪個片段,“整部片子的味道是我喜歡的,一點一點積累,像桶水一滴一滴滴出來的。恰恰因為不停在流, 流了大概十幾年,讓最終以程兵為代表的三大隊抓到了兇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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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

    大家出獄后重聚大排檔那一場戲,監制陳思誠當天擺下了酒,每個演員都被建議喝點進入狀態。

    由于平時不勝酒力,張譯那天比較克制,小酌怡情,這樣他也能相對理性看待整個場面,把握表演節奏與細節。那天拍到凌晨,每個人喝過之后都把最真誠的東西掏出來,每個人都展現出了真摯的表演。

    演員張子賢在這場戲拍攝第二天擔心自己的表演,張譯卻在接受采訪時不吝夸贊他,“子賢有非常特立獨行的表演方式。這是我們第二次合作,我發現他身上的優點特別有意思,他走的那一路是其他人沒有的,獨門絕技。所以他不應該懷疑自己,也不應該被限制,只要自由發揮,在導演給的關鍵節點往后一收就會特別好看。”

    對張譯最有挑戰的是孑然一身追兇的階段。他認為這部電影是群像戲,不是程兵個人的追兇之路。他習慣了從開機一直跟兄弟們在一起,任何一場戲,大家都一起商量、出招,很有群體創作的快感。

    等到孑然一身追兇階段,除了戲里的孤獨感,拍攝現場也變得越來越冷清。“我老覺得缺了幾味藥,自己也成不了一種藥材了。對手的反應少了,你自己也會不自信的。”張子賢不確定大排檔戲演得如何,張譯可以給他當準星,但到了張譯自己,“我就失掉判斷的準性,最后只能是由觀眾來評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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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

    在最后兇手王二勇的人選上,大家也花了不少心思。按照劇情需要一個跟王大勇長得像且個子很高、眼神當中還要有隱藏極深不安的演員。突然有一天陳思誠問張譯,張本煜怎么樣?張譯發現,太合適了,甚至超出了想象。不僅外形神似二勇,張本煜對自己的表演也有著極度追求。

    如今一年過去,張譯說想起三大隊就想起這些老伙伴。他說自己有一個癖好,在所有的好友名單通訊錄上注明一起合作過的工作,把每一部作品都記錄到名字后面。他不希望老了將來想不起來他跟對方如何結緣。隨著作品越來越多,每一個人在他手機里以及在心目當中的標簽也越來越豐富。而他信奉君子之交淡如水,越是淡淡的越能長久。

    在遇到關鍵問題的時候,比如有部新電影,張譯覺得王驍特別合適,就把他叫過來,不僅僅因為大家合作默契、好哥們在一起開心,更重要的是王驍和戲能夠互相成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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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

    異乎常人的堅持

    張譯的角色程兵是三大隊隊長,是這部電影的戲眼。他最打動張譯的是,“軸、執著。對追兇死都不放棄,一定要把這個事弄得水落石出。

    這部電影最大的吸引力則是,“我們可以看見以程兵為代表的整個三大隊,在面對自己良心的時候做出的堅定選擇,雖然這個選擇荊棘密布,走到最后他孑然一身、遍體鱗傷,但終于把這事干完了。”

    之后他們又將怎么樣面對自己未來的人生?這是值得主創、觀眾共同來思考的一件事。

    關于電影結束后程兵的人生會是怎樣的,張譯說不敢想。“你能明白他之所以這么堅定,除了內心對做這件事邏輯的認可、執著之外,還有他多年從事這件事情導致他已經無力無心無暇去做別的事情。那么這件事情做完了,就像身上最重要的一根刺拔走了——我們看一些畫面,有的人被壓在巨石或者廢墟下面,你不能馬上把這個人抬出來,他的臟器已經適應壓力了。所以我說不能暢想,只能在心里面祝福他脫離掉這根刺之后,盡早選擇本該屬于他的生活。好在他畢竟是接了地氣,回到了煙火人間,我愿意相信他的未來有一個很好的出路,找到自己另一半的人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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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譯

    有人評價說張譯的角色多是離世俗有點遠的理想主義人物,對此張譯說,“我不太確定大家說的理想主義指的是具體哪一部作品,比方說像我們《三大隊》,我不認為它是一部理想主義的作品,《萬里歸途》真實的情況甚至還要危險。《懸崖之上》也有很多真實的類似故事。”

    張譯承認這些角色身上都有著異乎常人的堅持,“他們的執著,他們的堅持有點超乎我們尋常人能夠接受或者能夠做到的一個標準。程兵、宗大偉,還有《懸崖之上》的張憲臣等等,生活當中我也是以他們為榜樣,但我大多數時間下都做不到。我覺得這不是理想主義,而是我覺得他們做人的層級比我高很多。”

    談及自身,盛名之下他很謙虛,“我跟他們唯一像的就是長得像。對演戲談不上是他們的這種執著。因為演戲是我熱愛的事情,我喜歡的事情,剛才舉的這些例子里,這些人是把自己的生死置之度外,我們演員只是對從事的工作有些許付出,無論再努力再認真,都沒有辦法與之相提并論。”

     

     魏晨:成熟不減銳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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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晨

    導演戴墨說“魏晨身上有一種外表少年感十足,內里又十分成熟,徐一舟的角色需要這些。”《三大隊》讓徐一舟從孩子變成一個男人,也讓魏晨在硬漢之外多了一個能正義追兇、能馴服烈犬也能懂得放下的復雜銀幕形象。

    馴服烈犬

    想象一下魏晨成為一個專業訓犬師是怎樣的畫面。

    一場戲,他就把訓犬師這個身份立住了。在電影中,他和一只烈犬在滿是碎石的簡陋犬舍里掙扎和搏斗,最后狗狗從兇狠的猙獰中平靜下來,順從地躺在了地上。此時的魏晨洗去了電影一開場的青澀,長發里帶點落拓,更帶著沉穩或者說野性。

    這也是他在電影《三大隊》里人生第二階段的重要亮相。為了這場戲魏晨準備了半個月。他的對手戲“演員”是一只叫Tony的大狗,已拿過很多獎。在半個月中,魏晨需要精準地和Tony練習,比如怎么讓它一直在原地沖著自己兇狠,要什么樣的動作給它,它馬上會撲上來。

    考驗是,不僅要給它正確精準的指令,還要信任它能完成。指令如果不精準,狗狗就很猶豫,這樣容易出危險。訓練時,魏晨兜里一直裝著雞肉,完成一次訓練,就獎勵狗狗一次雞肉,讓它知道怎么做是對的。漸漸的,Tony從一開始不了解口令的意思,到后來一喊預備就開始演起來。

    實拍那天,所有人都懸著一顆心。動物在電影屆以難拍著稱,為了劇情需要還得把Tony從熟悉的犬舍轉移到一個流浪狗收養基地,加上拍攝現場人員復雜,很多燈光和聲音,很容易分散狗狗的注意力。導演設想,最終能拍到帶著魏晨和狗狗臉的一兩個鏡頭就行。實在拍不到,還想了一些備選方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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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晨

    終于開拍,魏晨腳下的碎石很尖。為了展示徐一舟是真正的訓狗老手,他不能戴護具。有一個他要離狗特別近的鏡頭,狗要做出回頭要咬他生氣掙扎的動作,他本能地怕了,“因為離它那么近,它的勁確實挺大的。它爆發起來挺難完全壓制住。”但每次看回放的時候,鏡頭捕捉到本以為完成不了的畫面,帶給魏晨很大的信心,導演會說“這條有了,有沒有可能再給我另一個畫面?”拍拍身上的土,磨破了皮簡單消個毒就馬上再來一條。

    那場戲拍了很多條,但每一條趕著狗狗的狀態都要很快。拍攝過半,導演感覺踏實了,驚喜魏晨跟狗狗配合如此默契。連狗狗的教練也驚嘆,可以離它那么近拍一些很猙獰的鏡頭。

    從一名刑警到訓犬師,魏晨對人物徐一舟的理解是:“以前小徐是一個滿懷著對人民警察工作熱忱的大學生,進入向往已久的三大隊當了程兵的部下,人生剛要開始,突然遇到了重大轉折。”

    他要把徐一舟前后的反差表現出來。導演說選魏晨出演徐一舟,是看中他身上既青澀又成熟的東西。最初徐一舟急于在三大隊前輩面前表現自己,不甘于人后,并帶著滿懷激情的理想主義,“我要辦大案”,到遇到了人生重大轉折成為一名訓犬師,到當程兵再次出現在他的面前推了他一把,一起踏上追兇路,又讓他覺得可以沿著最初的目標往前走了。

    最后,徐一舟又離開了追兇隊伍。

    魏晨理解這種選擇,“這個橋段是我最喜歡的。想要共進容易,但共退挺難的。也是人生的一種常態。特別戳中我的點是,每個人最后抉擇其實是跟自己做掙扎:看不到希望的時候,到底該做什么,你怎么辦呢?只能認命嗎?還是要死磕?這個是特別值得思考的。這個案件只是一個引子,最重要講的是人生,才能夠讓人共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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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晨

    為戲微醺

    在這部電影里,魏晨第一次在片場為拍戲而喝酒。

    因為在劇本上,導演和監制寫了“唯真不破、以情動人”八個字。每一次拍攝之前魏晨都要認真讀一下。五人出獄后大排檔重聚那場戲,到了現場魏晨驚奇地發現,導演跟大家說這一場要真喝酒,監制陳思誠專門帶了現煮的餃子。“當時我們在廣東已經算是冷的。拍戲期間為了后期呈現我吃健康餐特別久了,餃子來了我就覺得今天不過了嗎?”他笑說回憶道。

    不管是私下還是以前拍戲,魏晨幾乎從不喝酒,因為特別容易上臉。但導演和監制說,這戲必須得喝點才能拍出來。他的杯子本來是冰美式,喝完后還剩下冰,被倒了一滿杯酒。

    最后魏晨喝到眼睛水汪汪發紅,感覺整個人是微醺的狀態,“我感覺是對了,反正那場戲是挺符合‘唯真不破、以情動人’八個字,是挺打動人也打動自己的一場戲。”

    這部戲,魏晨經歷了很多類似的首次挑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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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晨、張譯

    電影一開場三大隊抓捕嫌犯的戲,大場面,人員多,夜戲。本沒打算拍雨戲,但當晚又下大雨。大家要連貫地從車上下來,反應完馬上往里飛奔,跟瘋了似。然后很多人發生沖突,沒有抓捕成功,大家心里都有情緒,像個瓦斯罐一樣一點就著。要演出緊張感,又要控制,魏晨對此很難忘。

    在法院被宣判的戲也是第一次。這部戲基本上是順拍的,從三大隊充滿激情的破案狀態,到突然間遇到重大挫折突然要身陷囹圄,劇組專門找了一間真實的審判廳來拍三大隊被審判的戲,把判決書從頭到尾念完。魏晨的感受很復雜又震撼。

    一接到這部戲,魏晨就感受挑戰很大。和戲內三大隊里最年輕的成員設定一致的是,魏晨在五個演員中也是最年輕的。他的壓力和擔心是,“角色前后轉折很大,又是現實主義題材,面對我特別喜歡的演員老師們,我能不能做到、跟各位放在一起能不能及格?”

    而拍攝起來,他不僅學到很多,更多的是收獲了滿滿的兄弟情。經常拍完當天的戲,大家一張會議桌邊討論第二天的戲。有好多重場戲,想不出來,就發一會呆。然后有一個人說了什么,大家豁然開朗,再集思廣益。

    大家幾乎形影不離,住同一個酒店,一塊健身、互相點外賣。殺青后,經常線上聯系。宣傳另外一個戲的時候,魏晨跟王驍碰上,那種熟悉的感覺特別好。

    從對手演員身上,魏晨學到的是融入其中表達當下真實的感受。這次他和張譯對手戲眾多,人物命運也是完全捆綁在一起的。魏晨最大的感受是,“走戲時,他不會告訴你他會怎么演,但表演的時候他給我的反饋就讓我忘記了我們是在表演,讓我感覺我們真的是在完成這樣一個追兇的目標。就你只要自己放那里,只要相信你就是小徐,他就是程兵,不用再考慮你要怎么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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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晨、張譯

    命與運

    從徐一舟的身上,魏晨看見了人如何面對沒有希望的時刻。

    魏晨也有過失望的時候,但沒這么絕望。他說事情肯定有不如愿之處。“一開始大學畢業也是滿懷憧憬,但你總會被現實磨平棱角,找一個最舒服的方式去生活,完成你想要完成的那一部分。所謂最幸福的事并不是說你想做什么就可以做什么,是你不想做什么就可以不做什么。

    這是魏晨的成長心路。

    從歌手到演員,逐漸建立硬漢銀幕形象的他,希望在作品里能有一些表達,“如果能完成一些有所表達的作品,能讓我感同身受,我也希望通過我的表演或者作品呈現給支持我的人,這也是一種責任感。如果你真的有所表達,這樣的作品拿出來更沉甸甸。”

    他身上有著和徐一舟一樣既純真又成熟的東西。

    魏晨對健身的保持眾所周知。這讓他一直有一個清癯的面孔,但這種自律又是成熟的體現。現在每天他都堅持健身至少一個小時,哪怕拍戲。“拍戲一兩個月完全不練的話,再想往回找到狀態其實挺難的,力量、耐力都會掉很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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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魏晨

    這是從做歌手就養成的習慣,開演唱會幾個小時對體力和耐力有很大要求,如果心肺功能跟不上,沒有辦法撐下來整場表演。而健身給他帶來的饋贈,就是硬漢題材由此來了。

    《八佰》成為魏晨轉型重要的作品之一。導演管虎曾說,魏晨看著瘦,其實身上是很有型,很有力量。這樣的戰爭戲,絕不是短時間提高體能改變形態就能接得住的。

    除了外在的反饋,表演本身能讓人體驗人生不可能體驗的事,比如《三大隊》讓魏晨體驗了人生很難經歷的大起大落;戰爭戲,讓魏晨感受到了前線戰場的殘酷。

    如今成為富有力量感的男性形象代表演員之一,這樣的形象也是他理想的自我投射嗎?

    “首先,這樣的類型是我感興趣的題材。再一個每個男生都會想要做英雄,對吧?想要經歷一些平時經歷不了的事情。一個故事怎么能吸引你,你想做、沒做到的事可以在這部戲里做到。恰巧這一段時間都接到了這類戲,而且對我或者對于觀眾來說都是有能量的。”

    能量是魏晨所看重的。他想演更有挑戰的人物,更飽滿、跨度更大。魏晨很喜歡《漫長的季節》,“跟我們這部戲其實一樣,案件其實并不是最重要的,其實講的是人的命和運,在類型片的題材下深刻地去講人性。我很喜歡范偉老師、秦昊老師、陳明昊老師的表演。”

     

     曹炳琨:和蔡彬一起開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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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炳琨

    在導演戴墨看來,《三大隊》里曹炳琨飾演的蔡彬是三大隊五人中面對際遇變化,最開悟放下的人。而曹炳琨某種程度上和蔡彬有著一致性,出生于京劇名家、26歲出演《潛伏》爆紅,而后際遇跌宕起伏,曾有過為角色準備一年卻被換掉的困境、執導的電影票房失敗的低谷……身處其中,他有妥協更有開悟,并融入戲中,“一個成功的角色,一定有演員的生活里別人無法替代的東西。”

    緊張瘋了

    曹炳琨差點和《三大隊》失之交臂。一年前要開機,他還在鄂爾多斯拍戲。當時特殊時期,城市間往來不便,情急之中只能開車從鄂爾多斯到廣東。兩地相隔兩三千公里,曹炳琨跟司機兩個人倒著開,用了30多個小時終于趕上了。

    “能趕到,這就是命,如果再晚兩天人家開機了,我趕到了也沒用。”曹炳琨帶點宿命感說。

    人物蔡彬打動他的是,初期是圓滑、高情商、能夠幫助程兵去打掃一切的人物,到后期他放下了一切,加入追兇隊伍。在電影中后半段的追兇路上,蔡彬柔軟、話多、心善,身上有一種類似于唐僧的感覺。他是一個能夠勸說程兵算了但反而堅持到最后,只是因身體出問題不得已離開追兇隊伍的人。曹炳琨說那就是開悟的感覺。

    為了演好蔡彬,開拍前曹炳琨刻意減肥了幾天,每天只吃一兩個雞蛋。等第一階段拍完,劇組去拍張譯的戲份,曹炳琨開始猛吃漢堡,“哐,吃到惡心的那種,到后期變成一球兒,又剃了一個小禿瓢,把頭整個都刮了。”這是他為角色做的反差。

    為接近角色,曹炳琨曾近乎自虐。幾年前為自導自演的作品《只要你過得比我好》,兩個月他瘦了50斤,胃受到巨大傷害,整個身體系統都出了問題,他一度失聰聽不見了。到現在身體依然承受著代價,落下了胃病的毛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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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炳琨

    蔡彬離開的那場戲,在河水里和張譯告別,并勸他回頭是岸,巧妙而有深意。其實那場戲背后并無設計,“我特別怕我的表演是設計的,只要我進入了這個角色,我覺得他就是我了,我怎么都是對的了。所謂設計無非就是這兒哭一下、笑一下或者拿個道具幫助。可能在10年前你要跟我聊表演技巧,我會很高興。但今天我不太認為表演技巧是我這個年紀的演員該聊的事了。我覺得重要的是我該傳遞的思想、我的角色在整部戲的作用以及我呈現給觀眾的效果。”

    曹炳琨入行近20年,一出道就以《潛伏》26歲大火,演了近20年戲他幾乎從不緊張。但在《三大隊》唯獨有一場戲,他卻緊張到了喘不上氣來。

    那是第一場案發現場的夜戲,程兵從車上下來,蔡彬拿傘接他,倆人一路上樓走到受害人家中,是個長鏡頭。那一個鏡頭,全場的工作人員全為了這個調度,布置好了燈光,攝影機從肩扛到掛在搖臂上跟著演員上樓,一路全是曹炳琨的臺詞,但又不能說的像臺詞,還得是個老手辦案的邏輯。

    整個過程,蔡彬要遞傘上樓,顧及機位,等程兵卡在某個點上停下,蔡彬適時說受害的女孩才14歲……節奏又緩又急,一路要行云流水,又得有信息,照顧到方方面面,必須得是一個非常熟練的演員才能出色完成。

    “拍第一條戲我緊張瘋了,是我多年拍戲以來最緊張的一次。”他想起了20年前的一次拍攝經歷,那次要求一長鏡頭上樓,結果他演的時候緊張了,被人罵這點事你怎么接不上,副導演帶我到一邊對詞。“從此我對上樓產生了陰影。”

    場景再見,這一次曹炳琨希望展示出更有感染力的表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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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炳琨、張譯

    人生是不斷放下

    曹炳琨對電影《三大隊》的理解是,“《三大隊》表面上是為了抓一個罪犯不斷舍棄些什么,堅持些什么,但實際上底層的意思我覺得是一個人,我們都在不斷的妥協。隨著年齡的增長,有所妥協,更有所放下。”

    出生于京劇名家,曹炳琨從小在劇院后臺長大,4歲爺爺就教他唱過很多的戲歌曲以及詩詞,讓他對文藝工作耳濡目染,有了一個演員夢。“我家人實際上反對我做演員的,他們深知做演員難,想出名更難。”

    曹炳琨的演藝之路波折、戲劇。中考之后他只考入了職高,畢業后成了一名廚師。但他沒有放棄做演員的夢想,最后考上了北京電影學院。剛畢業沒多久,2008年他在電視劇《潛伏》演謝若林,一下紅了。

    這樣的際遇讓他現在回過頭來看,有所感慨:“20歲出頭,你不會去感受別人的感受。有些時候就不太理解,這么點事你怎么干不好。后來做了導演以后,就明白一切沒那么容易,有些工作有難處,就需要對團隊更多的理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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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炳琨

    高光之后,曹炳琨經歷了低谷。2021年他自導自演《只要你過得比我好》,票房和人氣不盡人意;在這之前,為了一部電影他練了一年拳擊,身材練到可以打北京業余賽,最后卻被換掉。

    這些不盡人意讓他意難平,但也讓他學會了去接受際遇,和命運握手言和。他把一切看做上天的安排,只要過去就翻篇了,而未來還有更好的機會。

    這樣的經歷也賦予了曹炳琨獨特的個人氣質。“我們每個人都要接受現實,我這個年齡,一樣可以找到這個年齡做的事情。而且之前的積淀讓我領悟到人生更深度的東西,為角色注入更深刻的東西。”

    他也不再計較很多東西。哪怕作為藝人要面臨更多外界的聲音,曹炳琨已經不再被困擾。他感受到一種輕松的同時,也感受到四十歲的當下正是人生積累的最好時候。

    這是他和人物蔡彬的一致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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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曹炳琨、張譯

    互為鏡像

    與其說是設定的一致性,不如說是互為彼此的鏡像。“我盡量每接到一個角色,都會把他往自己身上靠攏。一個成功的角色,一定是跟演員的生活里有別人無法替代的東西。你要把你生活里的喜怒哀樂和承受的生老病死經歷,放到這個角色里邊來。觀眾才會覺得這個角色真的不一樣。”

    做導演的經歷,對曹炳琨的表演有一種幫助,他感受到自己有了不一樣的思維,“現在能站在一個高度看待表演。原來老想一個配角當主角演,不對的,配角要做好配角的那件事兒。就逗哏跟捧哏,不能捧哏的把逗哏的事給搶了。”

    近二十年的演藝之路,曹炳琨滿足的是,演戲是一個能表達人生百態的工作,能經歷很多人無法經歷的事情,再把自身經歷用在人物創作上,格局會變大。演繹了那么多戲劇人生,自己又經歷過高低起落的人生,他對很多東西都放下了“我執”。

    但對演戲的熱情與日俱增。

    目前曹炳琨正在拍攝一部關于脫口秀的戲。今年夏天,他又為喜歡干了一件事兒,去沙漠里拍一部電影,戲份不多,只拍幾天,每天幾乎都是夜戲,但他不顧一切就去了。“就像《三大隊》如果當時我沒去,我可能會后悔一輩子,這就是緣分。”

    我們好奇未來他還會想要導演作品嗎,“再說,我現在是特別隨緣的一個。如果有特別的喜歡自己看上的,我可能不要命都會去,但沒有的話我也不會強求一定要去干嘛。”

     

     王驍:天涼好個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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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驍

    某種程度上,王驍是如假包換的《三大隊》馬振坤,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王驍認為演員是一個需要控制情緒的工種,要在不同的場景、戲內戲外控制自己的情緒。戲外,他把激情放在了音樂里,當在李宗盛演唱會上流淚時對自我的感受更為復雜,“你就是一個情感的載體”。

    馬振坤是個明白事的人

    王驍小學就學過顛勺。當時他跟發小每周都在一起玩,有一天在發小家,發小父母都不在,最后發小給王驍攤雞蛋餅吃。王驍發現發小攤完還啪啪顛勺,就讓他教自己。于是那天,他在發小家練了一晚上顛勺。“起碼我一上手能掂兩勺,翻個面,能唬人。”

    他沒想到多年后自己真開了一個大排檔,在《三大隊》里成了一個廚子。

    第一次看劇本,王驍發現《三大隊》有著非常完整的故事,本身是真實事件,不用考慮邏輯上的問題,人物鮮明,成員形象躍然紙上,讓他很有創作的欲望。他的人物馬振坤則是一個重情義、熱血的人。在經歷了命運重大挫折后,他身上背負了生活重擔,前后反差不小。

    王驍有信心成為馬振坤。 “成為人物,你必須從一開始就給自己打強心針。你跟他之間有距離在你的能力內能不能拉近或者說你們能不能共處,大概有一個判斷。如果說今天演一個公安局局長,我不管從年齡、形象、氣質上我都不太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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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驍

    為了找到后期馬振坤路邊廚子的狀態,王驍除了喚起童子功,還時不時在路邊吃和觀察,“路邊的廚子有一種近乎“盲目”的自信,動作行云流水,常年形成的肌肉記憶。我只能是模仿,家里頭炒菜都用個小勺弄點鹽,人家就是大馬勺,但那一勺下去手底下特別有數,節奏感極好。”

    而馬振坤真正的變化,是從一個火爆的警察成為了背負家庭責任的中年人。王驍說這也是他第一個離開追兇隊伍的原因,“若干年后,他對家庭的責任必須做出選擇題,毅然第一個做出了這道題。馬振坤是個明白事的人,每個人的生活路徑是不一樣的。”

    挑戰最大正是馬振坤離開的這場戲。王驍希望馬振坤默默地離開,但在電影里他和廖健打了一架。“這跟我認同的生活邏輯不太一樣。”這場戲是大家開會討論出來的,說服了他生活邏輯到藝術邏輯有區別。對王驍來說難的是改變自己的邏輯,但最后他也理解了“打一架”的處理,“畢竟這是一部電影,要考慮觀眾在這個時刻期盼的情緒,也要信任團隊。”

    談及拍攝中的靈光一閃,他說設計和現場發揮大概各占一半。“在一個大框架內,我們進入到了三大隊的體系里,互相把詞對好,要不要增加什么細節,在開拍前都商量好,然后開拍后,比如本來不該回頭,但是你回頭了鏡頭捕捉到了那也是靈光一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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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驍

    演戲是一種控制

    《三大隊》主要在廣州、江門等地拍攝。進組第一天分道具,王驍要手包,但張譯說有一個更適合你的,腰包。王驍一想也對,腰包可以斜掛在胸前,手伸進去就能掏東西,手包還得拉拉鏈。最后他用的就是一個腰包。

    一開始上來就是夜戲,這部戲主要橋段都是發生在夜里,幾乎沒有一場輕松的戲。“經常看到天邊的魚肚白,我們在那念叨該收工了。”當看到拍攝計劃是十幾天夜外,他調侃說作為一個中年人,就把保養品拿出來了,“該泡參片泡參片,該吃輔酶吃輔酶,至少心理上是一種安慰。”

    三大隊兩場大排檔重要戲,兩種人生況味。

    第一場大排檔每個人都是意氣風發的,演員也是剛進組帶著興奮感。而第二場出獄后第二場大排檔,王驍最大的感覺是人生唏噓,“不是悲,這群人在積極的生活著,有很多責任需要去肩負。”

    關于這場戲,王驍有很深的體會,“一幫老伙計,多年不見,重聚首喝頓酒,身上背負的東西太多了,是不可言說的,誰說出來那就太扎人了。所以大家說的都是一些家庭等無關緊要的話,但恰恰那種話才會勾出中心思想,讓人聯想到這幾年的處境。”

    所以在拍攝中,他感受到大家去控制表演,“你又要去表達,心虛時最多的表現是笑容,但人的那種笑容是掩蓋,是無奈,是欲說還休。”

    在他看來演員是一個控制情緒的工種。不僅在戲里,就他的最后一場戲車站送別后,大家一起在沈陽殺青,他不舍但很平靜,“你的工作就是很自然聚首在一起,然后瞬間分別。哭?我得多脆弱,一年到頭老得影響我。”

    自如地控制情緒,是每個演員的自修課。有人愿意分享經驗給你,王驍說那是你的福分,但更多是自修課。

    同時,演戲對他來說又是一種釋放。在開拍前,王驍和張子賢先進了組,制片人組了局讓他倆先熟起來。第一次見面也是大排檔,王驍等了會奇怪張子賢怎么還不來。后來張子賢是跑著來的,流了一身汗。原來他從一公里外的酒店來,說走了一半突然想起來沒酒,就往回跑找了個小店買了瓶酒,再一路跑過來。

    那天兩個人都喝了不少,第二天工作人員給王驍看當時拍的視頻,視頻里他和張子賢在大街上溜達著,他摟著張子賢的脖子嘀嘀咕咕也不知道說些什么,但從背影看就很親近。“我好像那一晚上跟子賢就建立起了人物關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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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驍

    沒法不動容

    王驍以演戲松弛被外界所知。

    他的感受更復雜一些,“你松不松弛,是在別人的視覺里感受里,不是你自己去感受到的。你要再分出一個腦子看我松不松弛,這事就另說了。有時候也是假象,緊張你得演松弛。”

    多年前王驍從一個老演員的口中得知,老演員也會不知道年輕演員出什么招,也會不知道怎么辦,但每天得演平靜,演心里有數。王驍一聽反而踏實了,“那都一樣,演就完事了。”

    最近憑借《縣委大院》入圍了白玉蘭,王驍的感受是,“第一回,挺好的,可能對那個角色是一種認可。有認可是對演員莫大的支持,已經很高興了。”

    關于接下來想要的角色,王驍說在現實主義題材里,首先他得更像人。“他是我們生活中的哪一類的人,能在腦子里能搜索到這種影子,這會吸引我。”

    回歸到生活,王驍是個內斂的人。他承認對情感控制是一種自我保護,內心有很多情緒的自覺。“過多的、泛濫的情感表達沒有用,這對于我來說沒什么價值。”這是從他幼年就形成的習慣。當時母親經常出去拍戲,他隔幾個月見到的是帶著禮物回來的母親,然后又很快不在家了,所以他從此養成了克制情感的習慣。所以他自己也說,“有的人不需要控制,我有時候很羨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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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王驍

    其實真實的王驍又很豐富,他喜歡粉色,當天拍攝選了一個粉領子的服裝。有一天在劇組,他突然心血來潮來房間里把所有粉色相關的東西都找出來,桃紅色牙刷,粉色帽子、襪子,集合在一起拍了張照。他都沒想到自己有這么多粉色的東西。

    他會把外在表達的情緒放在音樂上,經常在微博分享音樂,被粉絲稱為音樂博主。說起音樂話里明顯多了激情。“電子、搖滾、古典都可以,只要有畫面感,會第一時間捕捉到我。搖滾里頭,我是槍花的鐵粉。我上小學第一次聽到槍花,我就慌了,還有這樣的音樂,一直伴隨著我成長。”

    前一陣子在上海工作,王驍去看了李宗盛演唱會。坐在臺下他一直控制自己,但快到結尾了還是掉眼淚了。“聽的不僅僅是李宗盛,從我幼年時期教我顛勺那哥們帶我聽李宗盛,這么多年我才知道李宗盛講述了男人,講述了女人,把兩性各自的心理變化和在人生不同階段的情緒描述得淋漓盡致。甚至有時候我們不敢去窺探的東西,他用音樂告訴你,你不要躲了,我先解析我自己,你看看你是不是也這個物種。你一看,沒法不動容。”

    他上一次看李宗盛演唱會是八年前了。這次李宗盛在臺上感慨時間過得好快,王驍在臺下默默掉淚。“八年,從30多歲到45歲,你就是一個載體,你就是一個附屬品。”

    拍攝結束后,三大隊當晚有一場慶祝開機一周年聚餐。前一天有朋友問王驍,你們聚餐完干什么,第二場會唱歌嗎?王驍樂了,“唱歌唱給誰?我們只想找一個安靜的地兒,吃什么不重要,只需要一個空間,說話、交流。”他說恰恰是年輕時候卡拉OK唱多了,嗓子都唱壞了,現在大家聊會天,然后到點回家睡覺。某種程度上,王驍是如假包換的馬振坤,欲說還休,卻道天涼好個秋。

     

    張子賢:去勾勒真實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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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賢

    作為三大隊的一員,張子賢的角色廖健是團隊的氣氛調節劑,有一點摳門和軟弱,但關鍵時刻講義氣、重情義。如此,角色有弧光也有弱點,張子賢的創作習慣是用各種細節甚至弱點去勾勒出一個個讓觀眾感受到的活生生的人,就此成就了他的獨門演技秘訣。

    發掘真實性

    回想《三大隊》拍攝張子賢腦中第一畫面是,三大隊中的四人去馬振坤的大排檔看到馬振坤成了廚子,正在炒菜。那場戲還沒開始拍,張子賢走過去,“我就不行了,直接就流眼淚了”。

    拿到《三大隊》劇本,他是一口氣看完的。打動他的是,劇本改編自真實事件,有著強大現實張力。他的角色廖健是三大隊的一員,“我喜歡演警察,平時他們都讓我演壞蛋。”他幽默地說。此前他只在音樂劇里演過一名片警,這次很開心變身刑警。

    他的刑警形象也很不一般——張子賢說廖健是團隊的氣氛調節劑,有一點摳門和軟弱,但關鍵時刻講義氣、重情義。在表演上,張子賢有自己獨到的方式,“我不太愿意說設計或者說是我給這個人物設定比如他是怎么的情緒走向,什么時候哭,什么時候笑……我不愛那么去做。我要做的是我怎么讓觀眾覺著臺詞是真的,認不認這個人。”

    哪怕廖健摳門、膽小,但張子賢不怕,“無論他是什么樣的身份性格,首先他應該是一個活生生的人。他有一些小弱點,恰恰是這些小細節構成了這個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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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賢

    出演每一個角色,張子賢都要發掘出角色身上的真實性。《萬里歸途》里他飾演的中國駐努米亞大使館秘書章寧,總讓人放松,可以在大家面色凝重時成為氣氛調節者,一副我就是來上班的心態。“警察、外交官或醫生,都是角色的一個外部的標簽,但他在下班的時候是什么樣,他跟同事、家人、朋友、同學在一起的時候所呈現的狀態又是怎樣的。”這是張子賢多維度刻畫角色的著力點。

    這種真實感是不是也挖掘于自身經驗、廖健實際上跟他本人有哪些像的地方?

    “不太好回答,好多人都問說我剛飾演完的角色有沒有自己的影子,肯定有。塑造人物,更重要的是導演發現了你身上的某些特質跟人物是契合的。具體哪一塊特別貼好像也沒有想過,因為確實我就是百變的。”

    張子賢對很多流行的標簽不敏感。前幾天活動,大家讓他用瑪麗蘇的口吻讀一段話,他鬧不清楚什么叫瑪麗蘇。也不了解i人和e人的區別。至于愛不愛社交,他說,“我要是沒錢了,就社交了。要是一直工作,我還是喜歡一個人待著,看電影也好,喝點酒也好,去遛個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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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賢、張譯

    兄弟情濃

    在《三大隊》里,張子賢對角色性格理解很有意思的一點是,整個三大隊的五個人被他看作一個人的不同面,“他必須具備怎么樣的氣質、怎么樣的行為處事,有哪些不同的面,才能構成一個完整的人。”

    他希望電影上映后,大家看到三大隊豐富而立體的面孔。

    講起和三大隊的兄弟情,張子賢娓娓道來。戴墨導演,“跟他拍戲挺踏實的,很有安全感。戴墨像個家長似的,雖然我們歲數都差不多,但他的那份擔當感覺所向披靡,所有事都能自個扛。我們拍的時候就會越來越相信了,越來越有安全感,越來越自如。”

    跟王驍第一次見面熟悉感情,倆人就喝大了。“一見面會覺得特親切,再加上我倆是老鄉,曹炳琨也是。”拍完《三大隊》,張子賢經常和曹炳琨聚,要是都在不同的劇組,經常視頻聊幾句。

    跟魏晨,他們雷打不動天天相約健身房。這次倆人第一次合作,他沒想到魏晨那么逗。第一次去賓館的健身房,開著門進蚊子,但關了門就悶。讓張子賢難忘的是,魏晨很逗地說,“咱們今天健身練背,首先第一步是要把這個蚊香點著,接下來開始鍛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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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賢

    跟張譯則是《萬里歸途》后的第二次合作。“我發現劇組要是有一個定海神針,不用擔心任何一個人不認真,不認真都待不下去。譯哥對于本身的業務癡迷程度就不用說了,他拍戲的經驗、全局觀,能實時做出正確的判斷。而且像一個靦腆的哥哥,但是心里是火熱的。每次見面他真的關照每一個人,考慮到每一個人的感受。”

    比如張子賢腦中畫面最深的,三大隊的第二場大排檔聚首的戲,他第一個哭,也在導演喝酒的要求下,第一個喝大了。拍完第二天,他想不起來自己是怎么演的。只覺得這節骨眼上拍這么一場戲,帶著之前的壓抑、對生活的不得已,三大隊五人見面徹底宣泄一下。

    拿不準自己演得如何,張子賢給張譯發信息,“我沒影響你們吧,我真忘了。”張譯回他,“你不要這樣想,這樣想后邊演起來有點畏手畏腳了。昨天咱們拍得效果非常好,我負責任的告訴你非常生動、動情。”張子賢還是不放心,“我有沒有瞎胡鬧?”“這種拍攝方式勢必會有一些的小失控,但呈現出來,會非常的自然、生動,不可復制的。”張譯貼心地回復他。

    等到配音時,張子賢配到那一場戲,“我那天看完我感覺真的都不是演的。每個人的狀態太真實了,無法復制,獨一無二。”他跟戴墨說,“得虧是我把這個節奏給帶成這樣了。”

    而配到那場戲的結尾唱《少年壯志不言愁》時,張子賢又哭成了淚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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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子賢、張譯

    演戲像探險

    《三大隊》拍攝的挑戰,在張子賢看來囿于篇幅,因為時間跨度大,所以很多人的轉變在觀眾看來是一瞬間發生的,很多人生變故都濃縮在一兩句臺詞里。“比如出獄后他們去找我,我在賣保險,沒有太展現出來我怎么落魄的。”

    最后廖健要離開追兇隊伍的戲,是在東北追兇的路上大年夜吃餃子,也沒具體展現出來家里出什么事了,都是用臺詞來表現。而張子賢的表演重點是,“我不光要讓觀眾感受到,更重要的是我要打動現場的哥幾個。”

    那場戲說出要離開的想法,他走到外邊大喊,過年好。關于這場戲怎么演,他是思考過的,“是像一個小孩沒轍了起急還是說未來還有希望?”最后他演出了希望,“今天大家伙過年,雖然遇到了一些阻力坎坷不如意,但今天大年三十我還是想帶給哥幾個希望,甭管這事兒辦沒辦成,咱們的生活應該是美好的繼續。”而煙花是要照顧到影片的節奏,讓觀眾在適當節點宣泄情緒。

    拍完這場戲,張子賢就迎來殺青,最大的感覺是,“哥幾個還沒處夠,通過這部戲,我覺得這哥幾個就能一直處下去。”

    出演過多個生動的角色,張子賢被形容有著整容式演技。對于這一點,他的反應讓人意外又挺合理,“我對這個真的是挺困惑的。整容式演技也導致了大家伙不知道我之前演過是什么,我開始還有點困擾。但后來覺得,這樣有意思,像做游戲也好,像探險也好,每一次我希望能帶給觀眾一些想不到的東西,這是我做演員的價值。”

    在演戲里,他最享受的是,“我就光顧著自個兒玩了。”小時候張子賢注意力不集中,做事情總是不太能堅持,但演戲這件事情一直讓他堅持下來。“每一次碰到的角色,每一次碰到的環境,都是新鮮的。我也希望我把我的感受能保存得很新鮮,每一次放出新的狀態帶給觀眾。”

    如何呈現新鮮感?“我覺得每一次你都把自個兒重新開始,把之前所有的過往經歷、演出先拋在一邊,每次都用最基礎的方式方法重新捋一遍,雖然有點枯燥或者用這種方法可能每一次都有點不自信,但我覺得恰恰是這種緊張和不確定性,激發出我們演員對新的角色、新的環境的敏感,就會呈現出來最本能、最自然、最新鮮的狀態。”

    出品人:佟宇 / 監制、策劃:李祺 / 攝影:張博然Eric / 采訪、撰文:細補 / 妝發:楊爽(戴墨)、鄒成程(張譯)、張洪磊(魏晨)梁橋(曹炳琨)、李鑫(王驍)、曉波 Yang(張子賢) / 服裝造型:馬敏倩 / 平面制片:mia / 攝影助理:謝淼崴 / 后期:Bop Studio / 服裝助理:Jacob、Jason / 現場助理:王宇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