范偉

不可抗拒

站在“后疫情時代”回望過去一年，因受制于環境，人們的生活里出現了越來越多的局限性，隨之而來的改變也已然根植于個體生活中。對原本就深居簡出的范偉來說，大體上是沒什么影響的，但他還是在如常的生活中察覺到了些許不同。

范偉的外甥女常年在外，他便把姐姐一家接來與自己同住，組成了一個祥和的大家庭。從前，這母女倆的代際溝通中有不少磕絆，久而久之交流自然也變少了。疫情期間，極速而劇烈的變化讓人不由自主地珍惜時間與機會，范偉發現，倆人開始頻繁地交流，不再介意該不該表達，該如何表達了。另一個產生變化的人是范偉的姐夫。那段時間姐姐做了大手術，只得臥床，根據防疫要求唯有至親可以貼身陪護，這個傳統意義上的“甩手掌柜”在20 多天里像換了個人似的，把一切都料理得妥妥當當。范偉說：“在一個不可抗拒，摻雜著不幸成分的情況下，也會產生一些正面的東西。”

從某種程度上來說，成熟演員在工作中也會面臨同樣的狀況。自身的創造力終將服務于故事和角色邏輯，演員僅是表達的介質。但一個熱愛表演、關懷角色的演員是依舊會在“制約”中，盡可能多地提供可能性，不停地創作的。

在電影《一秒鐘》籌備期間，導演張藝謀用“他就是那一天的’皇帝’”來描述放映日這一天的范電影，給范偉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對人物的感受力也隨之更為具體。以此，在與合作伙伴的不斷交流中，共同“ 縫縫補補”。于是在電影中，范電影有了白襯衫、小馬甲、前進帽，因為放映日是他的榮耀時刻，必須要換上“節日的盛裝”；他還有了一塊全鋼鏈的手表，一個印著“電影放映員001”的搪瓷大茶缸，是身份的象征。

于細節，范偉從時代背景著手，因為那是生活提供的依據；在人性的層面上，他認為也有一些超越時間的共性可循，比方小人物該如何表達自己對大環境的不滿，也許產生不了任何作用，但哪怕再小，人也需要一個宣泄的出口。他甚至發散性地設想，范電影可不可以是”時代的眼睛“，物理上他時常站在放映室俯瞰全景，而那一天他更是目睹了電影與現實中諷刺的對照。

“導演對整部電影在分寸上有自己的把握。演員有演員的想法，導演有導演的擔心，各種因素綜合在一起產生結果。” 范偉說，“年齡一大，想事兒的時候愛拐彎，多想一些東西。”從業這些年，在角色創作上他一直恪守自己的原則，例如盡可能多地設置出表演的可能性，給導演在現場做減法提供基礎。他曾提到，“過度準備”能緩解自己在拍攝初期，剛剛進入角色時的壓力，“非得有十足的把握了”，心里的坎兒才能過去。

范偉

立身之本

20 世紀80 年代初，范偉考入沈陽曲藝團。當時團里有10 多對相聲演員，作者卻只有2 個，顯然是供不應求。他著急想有自己的作品，一直等肯定不是辦法，便想起平素愛看的《小說月報》和《小說選刊》，從里頭找了篇喜歡的小說著手改編。范偉回憶：“其實那篇小說并不是適合相聲的好料，但我們當時的團長是中文系畢業的老大學生，文學方面很有修養，他認為這個相聲的角度好，就一直沒放手，我們就這么不斷地開討論會。”后來從北京來了一個編輯，團里把范偉叫去讀了這個叫作《一個廠長的日記》的相聲，聽罷，對方給出評價：“寫得不行，但念段子的語氣、感覺很好，是個好苗子，望團里重點培養。”這次并不完美的“演出”卻為范偉帶來了轉機。

創作過程中的喜憂參半和由此帶來的改變，讓范偉對演員的立身之本有了意識，盡管藝術形式變了，但自發性地創作幾乎成了他的本能。

沈陽人習慣管文官屯地區叫724——國營七二四工廠，也被稱作東北機器制造總廠。繁盛時期擁有幾萬名職工，整個地區配有完善的生活服務設施，幾代人在此繁衍生息，它象征成沈陽工業曾經的榮耀，也在范偉綿長的記憶中占有一席之地。他曾看過一個“東北退休廠長”的人物設置，由此一路天馬行空地想了許多。范偉說：“那兒就是一個獨立王國，而他就是老國王。包括細節提到他腿腳不便，我就想他一定是永遠坐輪椅，讓老伴推著，絕不能讓廠區的人見到他一瘸一拐的樣子。”老國王也許還有一段割舍不下的前緣，在被權力裹挾的大部分人生里那也許是他心底純凈的慰藉，但可能終是誤解。當思緒信馬由韁時，范偉總是微揚著下巴，嘴角掛著一抹極為淺淡的笑意，那是無人打擾，屬于他最純粹的快樂。

小說家駱以軍曾經描述過他在看一檔綜藝節目時的震撼。當時節目中發生的事是把人類文明歷史中88 個標志性建筑以沙畫的形式呈現，讓一個男孩在短時間內進行觀察并記憶，時間一到，沙畫框全部立了起來，方才眼見的一切都不復存在。而后拿出截取下的一個極小的方塊，讓男孩識別出處。駱以軍形容那一刻男孩的處境，像是對現代人真實處境的隱喻。

也許記憶中的實體終會崩塌，甚至消亡，個體的記憶便成了唯一索引。在人孤獨的腦海中或許有那么一瞬閃曝又即刻熄滅的光，照亮了螺旋形蜿蜒的記憶窄梯，一步一步，下到深不可測的記憶最深處。做演員，讓范偉得以將從深處拾起的碎片深植于另一個靈魂之中，于是一個寫在紙上的名字成了可以活在觀眾心里的人。

范偉

不合時宜

杜紅軍下崗后在娛樂場做的停車場謀了份看車的差事，因為要獨自撐起一個家，為本就與他有隔閡的兒子提供好的成長環境。工作和生活使他腹背受敵，但好在有花店店主小宋的關愛，兩個也正計劃著在近期結婚。怎料小宋的前夫杜三橫加阻撓，并三番五次暴力欺辱杜紅軍，這個向來少言寡語，看似溫和的男人決定反擊。2005 年上映的電影《看車人的七月》中的這一角色，讓范偉拿下了加拿大蒙特利爾國際電影節最佳男演員獎。范偉說：“杜紅軍身上有一個最大的特點，就是他生氣時候的爆發總不在點上。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印象，就是杜紅軍終于攢足了勁要去找杜三理論，杜三放狠話他也應了，但真到最后那一下的時候他退了。后來他給兒子買了個生日蛋糕，結果回家路上讓人碰到地上，一下就爆發了。其實他在心里已經排練了無數次，究竟該如何爆發，可都忍住了，但就是在這么一個不應該發火的時候突然發火了。”

他想起過年前回沈陽探望身體抱恙的哥哥時，發生在醫院的一幕。來探視的人是哥哥的發小，在他們的生活環境里有許多下崗工人，來者也是其中之一，生活過得很潦草。沈陽人探病講究禮數，高低得拎點兒東西，但哥哥的發小沒有多余的能力，空手就去了。在病房里，范偉只見對方從包里掏出個小盒，對哥哥說：“我現在學針灸，你要是信得過我，我就給你扎扎，對你能有緩解。”哥哥一口答應，結果沒一會兒護士進來了，盡是埋怨。

以上這些瞬間折射出在生活之上如履薄冰的普通人，他們極力維持著尊嚴和體面，便有了沉默的尷尬，以及看似無端的爆發。他們或許是單一的個體，又似乎是一群人的集合。范偉說他喜歡這樣的故事。“我把這個事兒講給大家，有的人聽完之后哭了，有的人笑了，你說它是個喜劇還是個悲劇？它有讓大家自己去理解和想象的空間。”

范偉參加過無數劇本討論會。他發現，“成熟的人”多數時間在聽，或是提問，而自己卻總渴望表達，把當下對角色的全部思考和設計和盤托出，絕不吝嗇。他自嘲有著不合時宜的“天真”。“但我后來思考，確實是興趣推動著自己不停地往下做，但在發散思考的階段是特別天真的。”范偉說。可你知道，下一次他還會如此選擇。

他是個極為內斂、審慎的人。日常生活中，該在何時表達，用什么樣的方式表達，時常需要反復思索。可只有在表演——這個于范偉來說絕對重要的表達方式之一上，他無暇顧及太多，因為對呈現結果有著近乎苛刻的自我要求。沖破自我的內心防線是危險的，不得不時常面臨受挫和沮喪。范偉說這對創作者來說再正常不過了，到底還有一半愉悅陪著受挫，已經很知足了。

范偉

推倒圍墻

人心的自我矛盾與掙扎最值得被書寫。曾有人談論作為演員的抗壓能力，它當然包含了在現場受制于各方面條件時，能否快速進入表演狀態等等。但更重要的是直面自身性格弱點時的抗壓性，以及將它們轉化為藝術的藝術性與深度的能力。

痛苦也許可以逃避，但范偉看起來并不打算這么做，問他為什么？他回答：“現在所謂的受挫感，其實不就是來自于那點沒被滿足的心思嘛。”他想掌管全局，“做一點自己喜歡的電影”。“從劇本的角度出發，我這種性格有點語不驚人死不休的勁兒，但另一方面精力凈放在拍戲上，接連不斷地拍，沒法專注在一件事上。”范偉說。這又是一場關于精力的交戰，殘酷而現實。“慢慢來，我覺得要做自己的東西，為了不冒險還是壓低成本，甚至我自己都不賺錢，只要把這事兒弄成了就行。因為在資本面前，大家還是有一個預設，范偉來演必定是常見的喜劇，大家看著爽的，大開大合的那種，可能由于年齡的關系，我就想做些……”他不想被繼續定義，觀眾樂就樂了，哭就哭了。

“我有時候會提醒自己，是不是已經建立了一套習慣的體系，然后把自己禁錮。所以我會選擇不同的年輕人跟我聊聊劇本也好，聊聊生活中的事情也罷。我周圍有那種特別憤青，談東西特形而上的小孩，他當然有他偏執的一面，但每個人都有優點；再比如我身邊的助理，他就是凡綜藝必追，我沒事也讓他講講，這是比較落地的孩子，讓我了解到現在部分年輕人的心氣。”等待是漫長的，終要靠自己創造。“有時候你真沖出去了還真就沒想象得那么可怕，我現在覺得就來這么一下子能怎么著？”

他常年保持走路的習慣，以此維持體力水平；他依舊喜歡做飯，哪怕坐在桌旁吃不了兩口，看著一家人圍坐在一起其樂融融，他心里也覺得愉快。“有時候心情一低落了，我馬上就開始從手機里翻錄音。過去我是記日記，后來就開始用嘴說，然后錄下來。那時候我就會把之前的錄音調出來聽，順著想一想，特別好，一下子那個心情的低落就過去了，所以創作的過程還是有意思的。”說著，他的下巴再一次揚了起來。

攝影：張悅 / 策劃：葛海晨 / 執行：陰博文 / 妝發：嘯天 / 采訪、撰文：在安 / 助理：白告、陳奕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