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末 | 從來沒有任性的選項

    加之于張末身上的一些無可躲避的現實包括:她是張藝謀的女兒,她是兩個孩子的媽媽,她曾遠走海外,她也從未懷疑自己終將回來。她是一個電影導演。她的所經,不是我們蒙眼所想象的那般可以隨意任性和自由。

    張末 | 從來沒有任性的選項

    張末

    “我不能被束縛掉”

    造型師把一條黑色的長裙舉進化妝間,告訴張末這是一會兒拍攝時的第一套服裝。她簡練地贊美過那裙子的剪裁和樣式之后說:“外面再加個外套吧。”

    大家都注意到了,裙子的胸口處有略略展開的設計。

    若以某種刻板思維,我們大約都會以為,15 歲即赴美讀書,從中學一路念到哥倫比亞大學建筑系、紐約大學電影學院研究生的張末,應該早已深深潛入西方自由開放的文化中了,卻不曾想到,她骨子里的底色如初:“我還是個內心挺保守的人,我(穿衣服)從來不愛露。”

    事實是,她在美國十多年,參加過的party 屈指可數。“因為我都在趕作業、做模型、泡在圖書館……”

    大學本科臨畢業前,她有一次連續熬了三個通宵做模型、趕論文、沒覺睡。正巧媽媽那時候來看她,驚訝不已:“你這幾年都是這么過的嗎?”答:“差不多。”媽媽說:“哪有常年連覺都不睡的?要是這樣的話要不然回家吧,有必要這么拼嗎?”答:“那不行,馬上畢業了。”

    媽媽當時沒有在跟張末開玩笑,張末的人生里也確實存在著“什么都不用做只是待在家里”這個選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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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末說:“(待在家里)可以啊,但那不是我,我不想待。人是要進步的,如果有惰性的話,真的是少壯不努力,老大徒傷悲。你年輕的時候不拼一把、不努力一把,你怎么知道你自己是什么料呢?”

    如果我們非要刨根問底地追索“家庭與父輩到底給了張末什么影響”這道問題的答案,張末現在能給出的回應是:“尊重。”

    張末15 歲時,爸爸把她送去美國,擱在紐約,第二天爸爸就自己回國了。.“他還有戲要拍。”此前的時間張末大部分是在老家西安度過的,沒有長時間離開過家,英語基礎極其薄弱,長得還又瘦又小。

    第一堂英文語文課的作業就是以自己的理解解析演繹莎士比亞劇作《麥克白》;體育課里的“曲棍球”和“女式摔跤”她“見都沒見過”,“當時就傻了”。沒人選她一起做作業,沒人和她一起吃飯。很長一段時間里她沒有一個朋友。

    唯一的撫慰是給媽媽打電話,但多半也是報喜不報憂。那是1999 年,“她對我所處的世界見都沒見過”,所以張末只說發生在自己身上的好事,“比如說我語文成績從0分考到了30 分,那就是有進步了”。

    張末后來回想,并不傾向于將那段生活概括為“苦”或“難”,反而更以為那是她鍛造自我的寶貴機會。因為在那之前,她就已經隱隱有了知覺。“畢竟父親是搞藝術的,他對我的要求跟一般傳統家庭不太一樣,他還是崇尚以孩子的自我理念為中心,放手讓我自己去經歷和選擇,然后我就可以去追求我熱愛的東西,他沒有給過我那些所謂的任何束縛。我母親也是這樣。他們兩個人還都心挺大的,不太管我。”

    從沒有人要求過張末,長大之后必須要繼承父親的職業做電影導演,對“家傳”一事她向來“沒有壓力,但是有自豪感”。所以她才可以在幾乎每一個重大的人生節點處自己做選擇。唯一的自我要求不過是“我不能被束縛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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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猜著拍”

    32歲那年,張末人生第一次當了媽媽,第一部電影長片《28歲未成年》彼時也已籌備多時,孩子7個多月大的時候,電影開機。張末兩頭兼顧著,把事情都做好了。

    那是一部奇幻現實主義女性成長勵志片。由張末領頭編劇,上手執導。一個28 歲的都市姑娘,在一個意外的催化下,竟讓自己的心智回到了17 歲。面對女性成長不同階段關于愛情與理想的抉擇難題,她要在17 歲的自己和28 歲的自己之間,從兩難里找回自我。

    《28 歲未成年》2016 年底上映,作為一部中小成本制作電影,當年的商業表現與口碑成績尚算不錯,但張末幾乎未有任何過多發言,之后選擇再度埋頭錘煉自我,深入攻讀北京電影學院博士。再次在大銀幕上見到她的名字和作品,就是5年多之后的2022 年春節檔.她與張藝謀聯合執導的電影《狙擊手》上映。票房并不龐然,但口碑甚良。有評價說,電影在96 分鐘里“化繁為簡”“以小見大 最冷的槍 最熱的血”“把美軍當真正的人來寫就已經勝過其他了”……

    《狙擊手》里,張末和張藝謀的分工簡單明確到極致。因為劇情即是抗美援朝戰場上一役鮮明的中美兩軍對決,所以在電影拍攝中,他們的分配也分明了然:父親拍志愿軍一邊,女兒拍美軍一邊。“說得再簡單一點,就是.演員說英文的就歸我,說中文的全歸他。”張末說。

    兩片“戰壕”分據在一片山坡的南北兩頭,從一頭走到另一頭,腳力好的人要走15 分鐘,那段時間雪下得不小,積雪厚,張末吭哧吭哧得走20 分鐘有余。但整個拍攝過程中,她其實沒有太多機會可以走過去。她的任務就是守住“美軍”方面拍.她和父親每天“各拍各的,見不著對方”,其中一個重要的技術因素是怕相互之間的空炮彈聲音會影響錄音。

    很多時候,她還得“猜著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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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以一場重場戲為例。男主角章宇選擇只身步行到美軍戰壕前,以自己交換戰友。觀眾最終看到的是兩方緊張的對峙,但實拍時,美國演員們眼前只有一堆旗桿,張末要不斷給出他們章宇可能的行動軌跡和狀態表現.是的,當時章宇還未拍到這一場,張末也不知道他會怎么樣.同時,張末還要給出美國演員情緒、心情、眼神視線方向等多種提示和要求。

    待到章宇的這場戲拍完,張末第一時間去看素材,發現“他走路的部分跟我當時的猜測有一些不一樣”,于是馬上安排現實情況下效率最高的補拍計劃。

    “耐心”.是這一次在《狙擊手》的拍攝現場,張末拿出的“技能”中,她第一個想到的關鍵詞。

    “演員因為沒有對手,有時候情緒表達的不準確,我說人家(劉文武)都走到你跟前了,你還這么冷靜嗎?這可是一個中國‘死神’在你面前,你得害怕……但又不能每個人都一樣,有的是緊張,緊張的話,我說你可以用臉部輕微抽搐來表現,另外一個人可以用眼神來表現,讓他們區分開。”

    事實上,張末在《狙擊手》里對“美軍”人物群像的把控,不僅僅體現在演員的表演細節上。在開拍之前,她就與編劇陳宇徹底梳理出了站在志愿軍對立面的這群美國人的行動邏輯和人物內核。

    體現“反差”是張末這一遭創作的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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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末

    “人應該活著……”

    張末以為,一方戰士的“強大”在戰爭電影中的體現大致有兩個方向可以選擇:一是“像鋼鐵人一樣的”,無懼、無情、重武器強攻;另一是“情緒式的”“戰略式的”“思維式的”.后者更強調的是對人性的細致刻畫。張末顯然偏向于創造后者。

    在這場看似沒有“宏大”氣氛烘托的對決戰中,要如何為對手塑形,是張末的任務。“我希望把他們體現得有血有肉、像個人樣,而不是一個個所謂的戰斗機器。”她不知道這算不算是一種所謂的“女性視角”.“我只能說,這是我的視角。”

    她借助自己此前多年來對西方文化的了解,為這支狙擊小分隊的領頭人物找到了布置這次行動的動機:“西方人在愛國情懷的基礎上,同時不排斥宣揚個人主義。這個人的個人主義就是,他希望能與眾不同,他希望讓別人知道自己是強大的……他是在為證明自己的地位和實力而戰。”在這個設定下推進的故事,進展到后面,觀眾會清晰地看到,兩種人性特質的對比,繼而領悟到文化差異帶來的沖擊。

    張末在開拍之前把這個想法和大張導闡述完,得到一個回復:“行。”工作由此順向往下推進。“大張導”.她從始至終這樣稱呼張藝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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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張末

    《狙擊手》拍攝過程中,張末始終要求自己提著精神,在殘酷傷感的劇情畫面與電影技術工作間,把持住理性判斷力與感性情緒的平衡。“我會格外留意技術層面的事情,哦,他是這么拍的,那我這邊的鏡頭能不能接上?如果不能,馬上商量調整方案。”

    直到第一版完整的剪輯出爐,兩邊的畫面全部合在一起,還配上音樂.當這個故事第一次以圓滿的形態出現在張末面前的時候,她在拍攝血腥場面時的克制終可以暫時擱置,全然為戰場上那些年輕男孩的犧牲而流淚。

    這樣一部戰爭片,是她參與導演的,她盡力把思考、理性都在創作過程中投入其中了;然后她再以觀看者的身份被作品觸動。感性理性雜糅于一身,這又有什么不好理解的呢?至于旁人再提出來的諸如“女性拍戰爭片是否有什么特殊之處”的問題,她也覺得性別并不是“障礙”。

    “那些無論是創作中還是觀念里的理性、邏輯……都是沒有性別屬性的,不是說男人更深沉,女人就相對弱,不是,這些能力和特質我本來就有,我的電影會為我證明。”

    攝影:張悅 / 策劃:葛海晨 / 采訪 & 撰文:呂彥妮 / 統籌:李豪佳 / 形象:王德芙 / 妝發:Matt / 服裝助理:江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