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枝裕和 | 步履不停

    是枝裕和已經在各大國際電影節上屢獲重量級大獎。對他而言,拋開駕輕就熟的方式,去追問電影新的可能,去尋找自我更迫切的表達,比安全的成功更為重要。

    是枝裕和 | 步履不停

    是枝裕和

    我們在日本見到是枝裕和導演的時候,他的新片《真相》正處于剪輯“最關鍵”的時期,這是他的首部國際制作,被寄予了各種厚望和想象。這部電影被定為第76 屆威尼斯電影節的開幕電影,卡司幾近夢幻:女主角是凱瑟琳·德納芙和朱麗葉·比諾什兩位女演員,男配角是美國著名男演員伊桑·霍克。

    這一次,是枝裕和離開了熟悉的母語環境,把他對生活的審視置入一個陌生的文化土壤中創作。他以一部寫于2003 年、未經改編的法國舞臺劇劇本為基礎,拍攝時更選擇了一支全法國的團隊,“既然我決定拍攝一部法國電影,就應該盡可能讓它原汁原味。”在日本拍了差不多25 年的電影后,他有回到原點的新鮮感,“從某種程度上來說,(之前)我已經到了一個疲憊的節點,一個全然陌生的工作環境讓我倍感振奮。”

    《真相》在韓國釜山電影節播映后,是枝裕和被授予了“亞洲電影人獎”。綜合兩次電影節后影評人和觀眾的觀感來看,這部出自日本導演之手的法國電影流暢自然,皮表之下,流動的依然是極具導演個人韻味的精髓。對這個在各大電影節上屢獲殊榮的導演來說,拋開駕輕就熟的方式,去追問電影新的可能,去尋找自我更迫切的表達,比安全的成功更為重要。在過去近十年的時間里,他幾乎一年出產一部作品,這種速度讓他感到潛在的危險,“我可以繼續保持這個速度,但身為一個電影人,我仍然需要繼續成長,需要充分的時間來學習我所缺乏的東西。”

    “導演究竟是什么”,問號

    威尼斯電影節對是枝裕和有一些特別的意義:那是他第一次參加的國際性電影節,而且憑電影處女作《幻之光》入圍了主競賽單元。當年他32 歲,回憶起來,還是“不知天高地厚的年紀”,拍攝進程中雖然歷經幾重上天入地的驚險,比如在影院和發行方都未確定的情況下,他硬著頭皮賒了五千萬日元進行預算一億日元的拍攝,又比如試映會后一度沒有發行方愿意投資。但是在威尼斯旗開得勝,讓他一躍成為最受矚目的日本導演之一。

    有趣的是,他一直認為自己是個“電視人”,講述的電影語言也“帶著電視口音”,甚至在觀察學習電影宣傳和發行推廣的時候,也是“電視導演的眼睛”。大學時期他曾深受一本名為《你不過是現在——追問電視的可能性》著作的影響,將“電視是爵士樂”、“電視中沒有‘已經’……每時每刻都是‘現在’”的觀念深植于心中。他不僅在拍攝紀錄片時始終思考和貫徹這一宗旨,也試圖將這些觀念嫁接到電影中。

    常有人說,是枝裕和的電影不像電影,但電影和電視之間是否存在真正的壁壘?早年拍攝記錄片的時候,他就屢屢打破既定的模式,對“導演究竟是什么”有過不同維度的思考——自我個性和創造性是否可以在紀錄片中得到實現?是否可以實現前輩們所說的“電視需要異端”的理想?紀錄片的拍攝經驗也讓他的目光始終停留在更平凡的人物生活中,看到暗涌在瑣碎日常之下的社會激流。

    從第一部電影《幻之光》開始,是枝裕和探討的主題就對準了“留下的人”。第二部電影《下一站,天國》的指向更為明確:當我們離開這個世界時,會如何回憶自己的過往?我們身邊的人會以怎樣的方式繼續生活?面對曾經的戰爭和重大災難,得以活在當下的我們,又應該以怎樣的態度去面對過往?

    “3·11”阪神大地震和東京地鐵沙林毒氣事件相繼發生,加上美國震驚世界的“9·11”恐怖襲擊事件,促成了《距離》、《忘卻》、《花之武者》這三部作品的誕生。在嚴肅直面長久以來過于粗暴的“善惡二元論”,探討“父權缺失”的主題之外,他摸索出了如何講述與“有意義的死”相對的東西。《花之武者》故事有關一個不復仇的武士,是枝裕和在劇本第一稿中寫下一行解說,概括了理解這部電影、乃至之后他許多部電影的視角:

    “比起有意義的死,不如去發現無意義卻豐富的生。”

    是枝裕和 | 步履不停

    是枝裕和

    “與先前稍稍不同的地方”

    2004 年,是枝裕和的第四部電影作品《無人知曉》上映,也讓14 歲的演員柳樂優彌成為了戛納電影節有史以來最年輕的影帝。故事取材于1988 年在東京發生的“西巢鴨棄嬰事件”,四個孩子被母親留在家里,獨自生活,期間兩歲的三女兒被來玩耍的長子的朋友毆打致死。這是一個悲慘的故事,導演卻窺見了孩子們生活中有與物質上不同的“豐富性”,一種手足共同分享的成長和希望,一個極其特殊的家庭,卻成了他描繪自己“東京論”的切入點。

    劇本從1989 年就開始第一稿,但電影直到2002 年才正式開拍。十多年過去,是枝裕和本人已經步入中年,當時駭人聽聞的事件似乎也變得稀疏平常,他感嘆“仿佛時代已經追上了事件本身”,看到角度的問題自然也已經完全不同。他摒棄了“誰對誰錯”的問題,也無疑研究父母如何對待孩子的方式,而是用紀錄片的方式,“如實地描述我們生活的這個由相對主義價值觀構筑的世間”。

    電影參加戛納電影節的時候,有人問他為何沒有對人物進行道德上的審判,對此他的回答是,“電影不是用來審判人的,導演不是上帝也不是法官。設計一個壞蛋可能會令故事(世界)更易于理解,但是不這樣做,反而能讓觀眾將電影中的問題帶入日常生活中去思考。”這是他一直以來的愿望:“當觀眾看完電影回歸日常的時候,對生活的看法會有所改變,這或許會成為他們帶著批判性的視角觀察日常的契機。”

    2008 年上映的《步履不停》是一部家庭劇,始終貫穿著家人之間瑣碎又讓人吃驚的交談,有濃重的自傳色彩,也是他對母親的紀念。2005 年《花之武者》電影上映前,是枝裕和的母親去世,他感慨道,“如果此刻不講一講母親的故事,我就失去了繼續向前走的勇氣。”在創造劇本前他已經醞釀好主題,“人生總是有點來不及”。

    他對這部電影非常滿意,當時也覺得是“迄今為止拍得最輕松、最流暢的電影”,重要的原因之一,在于它終于讓是枝裕和從出身于電視行業的自卑情結里掙脫了出來,也更加確信,家庭劇中應該探討“難以替代,卻很麻煩”的真實故事。

    2013 年,他的電影作品《如父如子》再次入圍第66 屆戛納電影節的主競賽單元,并獲得評委會獎,斯皮爾伯格也和他探討了夢工廠對這部作品的翻拍事宜。2018 年,電影《小偷家族》在戛納電影節獲得最高“戛納金棕櫚獎”。

    《海街日記》在戛納電影節放映后,記者的提問讓他豁然開朗。“記者說‘您與小津安二郎很像’的時候,我想‘又來了’,誰知對方接著說,‘時間流轉的方式很像 ……您的作品讓人感到時間仿佛轉動了起來,不是直線式的,而是循環了一周,來到與先前稍稍不同的地方’。”

    到那一刻,他才真正接受了一直以來“像小津”的評價,“日本人對時間的感受就像描摹圓圈一樣,用這種循環仿佛的思維看待人生。”《真相》或許是他新一個圓圈的開始,而這一次他會被帶往何處,也只有時間會給予答案。

    新作品,家庭題材,戛納電影節獲得金棕櫚大獎,社會的觀察者……這些都是是枝裕和繞不過去的關鍵話題。我們試圖用對話的方式把這些問題一一展開。

    是枝裕和 | 步履不停

    是枝裕和

    Q&A:

    拍攝《真相》最大的動機是什么?

    是枝裕和:我的電影在日本以外的地區制作會帶來怎樣的不同?不拍一部電影的話我也無法回答這個問題,這是我本人的出發點。歐洲演員也好,亞洲演員也好,好些人之前都和我提過想要合作的想法,比諾什2011 年時就非常認真地提出過合作的想法,加上和我合作過的法國團隊幾年前也有合作的意向……所以說,最大的動機還是在演員。

    您以往的作品中往往洞察到家庭關系中更深層的連接和割裂,這一次和非日籍演員合作,彼此是否在“家庭”的理解上有所不同?

    是枝裕和:在情感交流上,我覺得彼此沒有什么不同。以往我的電影在歐洲上映,該笑的時候大家都在笑,普遍情感的溝通上即使和日本有所不同,其實我也沒有感覺到。不過在寫劇本的過程中會發現一些不同。比如在日本,父母睡兩邊、孩子睡中間形成的“川字形”生活方式,會被稱為“幸福的家庭”;但在歐洲,這不會被認為是幸福的象征,情緒上微妙的差別還是有的。

    中國其實也越來越少見這樣的生活方式,更多類似西方家庭,父母和孩子分房睡,孩子與父母之間的關系也有所疏遠。日本的年輕人和父母之間,還延續早期日本電影中親密和互相依賴的感覺嗎?

    是枝裕和:可能不能以一蓋全。我小時候房間門是從來不上鎖,基本也不關門,就好像小說里寫的那種“在整個儲藏間里”的生活。但現在不同了,獨生子更多,父母的期待比較容易傾注在一個孩子身上。我不知道怎樣評價這種現狀,比如在孩子上學途中受到襲擊的事件產生巨大的社會后續影響,這樣的情況并不比以前更多見,但整個社會的危機管理,或是說從父母的眼光來看待這樣問題的角度,必然和過去截然不同。我的孩子已經上小學六年級了,為他選擇幼兒園的時候,我發現幼兒園所有房間里都裝了攝像頭,父母即使在家,也可以通過那些攝像頭看到孩子的實時狀態。老師告訴我這個情況的時候,我覺得孩子太可憐了,也覺得老師們非常辛苦,好像在父母的監視下工作。這也是社會整體不安帶來的后果,所以我也不能簡單地比較,幾代人之間親子關系的疏近是否發生了變化。

    您在之前的訪問里提到過,家庭的題材還遠遠沒有拍夠。為什么會對這個題材始終保有這樣強烈的好奇心?現在又希望如何把探討的內容再向前邁一步?

    是枝裕和:最大的原因是視角:我的視角就是從別人的孩子變成了別人的家長。身份變化之后,我拍過一部叫《奇跡》的電影(注:是枝裕和自編自導,由前田航基、前田旺志郎和小田切讓聯袂主演的以孩子為主題的勵志片),但并不是一定要把自己的人生映射到電影里去,不然好像對不起這部電影的那種感覺。其實以孩子為主題的電影很多,比如小津導演從來沒結過婚,但以孩子為主題的電影做得非常好。拍攝《小偷家族》的時候,我意識到我一直做的都是親子題材,還沒有從夫婦之間的問題來討論家庭題材,我覺得應該找機會試一下。

    《小偷家族》獲得戛納電影節的金棕櫚獎后,對您的創作以及狀態是否帶來了一些影響?聽說你謝絕了國內的許多表彰獎項?

    是枝裕和:創作整體的狀態來說沒有什么影響。當然,會有更多人來找我合作,所以沒有做過的題材和方案,或者曾經想過的事情,我都可以考慮一下。我謝絕的是“都民獎”、“市民獎”這些榮譽獎項,它們是來自政府的祝賀,有種“你過來,我要給你表彰”的感覺。我希望我的電影不要被政治利用,作為一個導演,在制作電影的整個過程中,我要堅持自己的立場和觀點,在倫理的關系或者政治的觀念上,我要堅強。但我接受了文部大臣獎,因為那的確是由許多專家評委一同認真做出的專業判斷。不過,現在已經去世的演員樹木希林曾給過我一個忠告,“如果這個獎你想得,可那個獎給你你也不要,有這樣的選擇就會很麻煩。所以如果你能得到一個獎的話,希望還是盡量接受下來。”

    在您看來,拍攝商業片和文藝片有明顯的區分嗎?似乎我們很容易給某位演員或者導演加上某個定語,把他們劃分到一個分類里去。

    是枝裕和:在我心里,商業片和文藝片沒有明確的界線,電影就是電影,而且它本來就兼具藝術和商業的雙重屬性,一切都是并存的。當然,我有時也會有票房的壓力,我也希望它能暢銷。完全不理會票房的結果去拍電影也是可以的,但我不是這種類型的導演,因為你拿了投資方的錢。不過,導演電影的時候,怎樣做可能會更受到市場的歡迎,或者加入某些演員以及其他元素更有利票房,這些事情我是不考慮的。身為一個導演,10 部電影里要有3 部是成功的,就是做到30%才行。但如果你期待每部電影都能讓你出名、成為你的代表作,反而會失敗。

    在戛納這樣的國際電影節上獲獎,對您或者對今年獲獎的韓國導演奉俊昊而言,到底有怎樣的意義?

    是枝裕和:這個問題其實很難回答。我們沒想到《小偷家族》會在國外得獎,因為這個題材可能日本的觀眾并不感興趣。在日本國內,我之前的許多作品已經很出名了,我和投資方說想拍自己想做的電影,壓縮預算也想拍,結果沒想到這部作品讓我的事業更上了一層樓。所以說,在哪個位置上可以把球打到最佳效果,身為導演的我往往是看不清楚的。不過能在戛納獲得金棕櫚,整個帶來的積極作用還是非常大的。奉俊昊導演在電影的商業平衡上處理得非常優秀,但他之前沒有在國際上得過太多大獎。雖然他的作品入圍過不少獎項,也取得了商業上的成功,但這個獎對他的整個導演事業而言還是件非常了不起的事,我知道他得獎后馬上就發去郵件表示祝賀。雖然說去年是我,今年是他,也不能因此把歐洲導演和亞洲導演劃分成對立的陣營。

    同為亞洲的知名導演,你們私下的交流多嗎?

    是枝裕和:私下交流在導演之間其實是很難的事。我拍電影的很大契機都和中國臺灣的侯孝賢導演有關,如果沒有和他見面,可能我也不會成為一個導演。最近我和侯先生見得少了,他來日本的時候總是住在一個固定的飯店,來的話就會叫我們一起吃飯。侯孝賢、石向東導演雖然和我年紀不同,但都帶有非常尖銳的社會性視角,和他們的交流總會給我帶來很多新的靈感。

    是枝裕和 | 步履不停

    是枝裕和

    有哪些中國導演您一直比較關注,或者說他們的作品給您帶來過沖擊?

    是枝裕和:之前張藝謀、陳凱歌的作品帶給我們很大的沖擊性,在亞洲,王家衛導演對世界電影的貢獻也是被高度認可的。我成為導演后,一直比較關注賈樟柯、王兵,這次入圍戛納的刁亦男導演也很有意思。

    您對感興趣的題材會做怎樣的資料收集工作呢?在過程中如果觸碰到社會的灰色乃至黑色地帶,是否會有有心無力的無助感?

    是枝裕和:準備的過程根據題材的不同,我的做法也會有所不同。比如要做法庭的題材就可以去旁聽法庭的審判,我都想請律師、檢察官一起來做一個模擬法庭。比如在《小偷家族》的準備階段,要了解那些離開家庭、在福利院或是兒童救助機構里生活的孩子,我就自己去社區周邊考察。我做資料準備,并不是為了把內容搬上熒幕,這只是一種思考和研究的方式。要是我被無力感困住,我就無法去拍這部電影了。比如,如果某個事件造成了許多人受傷,我是為了拯救這群人才去拍這部電影的嗎?身為一個電影人,我不認為這是一種直接的關系。我應該去考慮和分析的是,為什么會造成這么悲慘的現實?身為一個導演,我能為誰作貢獻,又能拯救誰?考慮能給他人起到何種作用,我覺得這是件危險的事情。一部虛幻的電影無法成為治療社會某種問題的特效藥。在我看來,就算電影本身是好東西,“吃”下去能讓整個社會提高些許免疫力,也是一種舍近求遠的方法。但如果能起到一些輔助作用,我也會出做最好吃的東西,為它補給營養。

    所以您希望自己的電影能帶給觀眾怎樣的感受呢?

    是枝裕和:觀眾的感受并不是我能決定的。但是一個為悲劇而悲劇、為頹廢而頹廢的結局,給我錢我也不會去拍。很多人說《小偷家族》最后讓人感到非常絕望,但也有人從中看到積極向前看的希望。做電影的人和看電影的人之間應該有一個這樣的空間,并不是我想設定的著陸點才是正確的。

    《步履不停》中有您的自傳成分,也寄托了母親去世后您的哀思。這種私人感情會影響到電影給觀眾的感受嗎?

    是枝裕和:不同的情況有不同的處理方法。作家、導演如果成為作品中登場的人物,那些人物心理的變化其實觀眾一眼就能看明白:你在拼命考慮的是世界和平的問題也好,在懷念今天的早餐也好,那種真切感很重要,如何把它表現出來也很重要。如果你對這個題材沒有太高的熱情,或者沒有盡全力去做,觀眾都能看出來。

    在生活或者工作中,您更多時候是一個觀察者,還是一個體驗者?

    是枝裕和:我覺得這兩者之間也沒有絕對的區分,即使站在觀察者的角度,我也會帶著感情,而不是全然的客觀,你的視線集中在哪里,本身就反映了自身的思想和觀點。優秀的攝影師具有非常堅決的意識,他們會用鏡頭的取舍挖掘出我們看不到的東西,用觀察者的語言不能直接談論自己的感受,但他當時決定采用怎樣的方法、怎樣的情緒去做這些取舍,都是主觀的。

    回顧過往作品的時候,是否有什么遺憾?

    是枝裕和:有很多我覺得不足也需要反省的地方,但這些事情已經過去了,沒辦法改變了,所以我不會往后看。比如有一部電影拍了海景,現在可能會覺得用雪景或者其他的景色會更合適,但電影就是當時當刻的產物,它是一次性的、無法逆轉的,后悔和遺憾,也是這個產物的有機組成部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