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orah

此前還擁有一份正職的Norah，會把工作和生活做一個明顯的區分，“上班和下班去講脫口秀之間是有一個開關的”，但是現在完全是007的狀態，“和朋友的時間完全碰不上”。她把這些煩惱放進了段子里，形容家里的主臥和客臥已經變成了會議室A和會議室B。可以說，這一年，Norah過得并不算輕松，“這個行業里，的確很少有喜劇演員既做演員又做廠牌主理人。很多人通常是在做廠牌之后，逐漸退居二線，轉向更多的幕后工作”。聊到中途，Norah 抱歉地說，“不好意思，我還沒吃晚飯，先墊兩口。”

其實 Norah 一直沒想過自己會成為一名創業者，去承擔一份重大的責任和壓力，然而正是這份責任感，讓她在話語權中看到了另一種可能：作為女性主理人，她能夠在俱樂部中加入更多人性化的關懷，打造一個對女性友好的舞臺環境。同時，她也看到了整個市場對于多語種脫口秀的需求，“最初只是因為國內能夠在大平臺上售票并進行英文演出的俱樂部一直不多，甚至幾乎沒有，那我想著就自己創造一個平臺來演出，但后來我發現，這個市場遠比我想象的更大，比如最近我去廣深演出，在工作日的下午都能坐滿整個場子。除此之外，我發現做這件事有更多的意義，我原來一直覺得把中國故事用英文講出去就是最大的意義，但過去一年的巡演經歷讓我意識到，多語種脫口秀也可以幫助很多在海外居住的華人，找到一種更加貼近自己文化審美的娛樂。”為了讓多語種脫口秀有更好的發展，SpicyComedy 也在做有關喜劇新人的課程，希望讓這個體系更為完善。

在個人表演和創作中，Norah也不止步于舒適區，而是不斷探索新的邊界。對她來說，脫口秀不僅是搞笑，更是一次次把個人生活轉化為集體共鳴的機會。她希望未來能走向更大的國際舞臺，讓更多不同背景的觀眾在她的表演中找到共鳴。

Norah

Q&A：

俱樂部主理人的新身份帶給你哪些新收獲和對自我的重新認識？

Norah：我希望在這個行業乃至整個市場中，能看到更多的女性老板。因為作為老板和主理人，意味著擁有話語權，這不僅能夠幫助自己獲得應有的尊重，還可以反哺那些和我有著相似經歷的人，為她們提供支持。舉個例子，過去很多脫口秀俱樂部的老板都是男性，他們往往不會第一時間想到，為俱樂部這樣一個表演場所配備衛生巾、止痛藥等女性用品的重要性。這些男性老板即使想要共情，也因為缺乏親身體驗而難以真正意識到這些需求。然而，作為女性的話語權者，很多這樣的需求是我自身就能體會到的，與其一味地依賴他人，不如自己成為老板，掌握話語權。

除卻人為關懷方面，SpicyComedy 還為女性脫口秀演員提供了哪些支持？

Norah：在招募新生代喜劇學員時，我作為導師之一，吸引了大量女學員。而且無論是常規演出還是全女性主題演出，我們都盡量優先考慮女學員。對于成熟女演員，我們會為她們籌劃更多的全女性演出。但坦率來說，這并不容易。普通話演出中的女性演員本就不多，尤其是我們在做小語種演出時，更加難以找到合適的演員。盡管如此，我們依然努力推進這樣的演出，因為這樣才能形成正向的循環——被看到，吸引更多人，最終壯大行業。

今年的脫口秀節目，有更多的女性脫口秀演員“上桌”。當她們的內容帶有些許女權視角時，往往會引發爭議，對于這些爭議你怎么看？

Norah：我也很想寫這個話題，但因為背后有一些更嚴肅的思考，段子還沒有完全成型。不過，我個人不贊同那種觀點——認為女性演員只講女性視角的內容是片面的。我甚至覺得，男性出于個人利益，也不應該去指責女性講述自己的故事。女性講述自己和性別相關的故事，這是生理所導致的，不是視角所導致的。我覺得沒有人抱著說，我今天要講女權段子來講的，每個女性講述的都是她個人的煩惱，當她們講出這些煩惱時，很多人會發現自己也有類似的經歷，從而產生共鳴去支持她們。我覺得，現如今喜劇已經成了一種尋找共鳴的方式。

其實講脫口秀就是需要勇敢地剖開自己，將一部分的自己“裸露”在觀眾面前，對此你有過膽怯的時候嗎？

Norah：我個人其實很樂意把自己真實和私密的想法分享給大家，但我能夠接受并且覺得舒服的方式，是當我已經消化了這些情緒，并且找到了幽默化的方式去講這個事情時，我才會去分享。

Norah

從什么時候開始，你講脫口秀不僅僅是為了逗笑觀眾，而是希望傳遞一些價值觀？

Norah：我一開始做脫口秀的時候，純粹就是想通過好笑的事情來和大家分享生活中的趣事。但當我越來越熟悉這個舞臺，感受到觀眾越來越信任我的時候，我就開始講一些我覺得不合理的事情，一些刻板印象和偏見，這種轉變很像你和一個陌生人聊天，可能只是隨便開開玩笑，但一旦和朋友在一起，聊得深了，你就會開始分享自己的人生觀、世界觀、價值觀。

在做多語種脫口秀時，面對不同的語言，在表演和創作時會有哪些調整和改變？

Norah：從創作的角度來看，普通話和英文的創作方式相對簡單一些，都可以先理清思路，寫下來，至少有個結構。但上海話的創作就很特別了，因為它更口語化，寫上海話段子幾乎是不可能的，我只能通過對著錄音反復練習。在表演上，上海話帶給我的驚喜是，在舞臺上的表演能夠讓我找回那種非常自然、放松的感覺。說上海話時，就像是在家里和親人或者和朋友聊天一樣。至于語言環境和文化視角的多元性，確實為我的脫口秀創作提供了更多的素材，也讓我能更好地理解不同觀眾的需求。有些段子也只有在某種語言下才能講得好。比如，涉及上海方言演化或上海人特點的內容，只能用上海話講。而有些段子，涉及很多普通話特有的詞匯和表達，用上海話或英文講都不合適，而一些和留學經歷、文化差異相關的段子，用英文講就會更有共鳴。

在創作上，會有瓶頸期嗎？

Norah：從素材上來說，我從來沒有遇到過瓶頸，隨時都有東西可以寫。我一直很喜歡吐槽，從小到大就是這樣。做了這個行業以后確實對周圍的環境更加敏感，對細節也更加留心。另外，我對負面事件的接受度也有了很大提高。以前，遇到什么不愉快的事情，我可能會覺得“今天真倒霉”。但現在，反而覺得，“哦，這就是一個好素材，別人都沒碰到這個事呢”。

如今做喜劇的目的和最初比起來，有變化了嗎？

Norah：剛開始的時候，肯定是出于好奇和興趣，覺得能發揮我平常喜歡講話、開玩笑、插科打諢的這些特質。但現在，確實有了更多的責任感，我會想從自己的角度為這個行業、為市場上的從業者做些什么。我不奢求能夠做到像喬治·卡林一樣，講一些人類共生體層面的宏觀內容，那是一個非常高深的層次。但我還是希望，至少在我的專場上，大家笑的同時，能拋開一些困擾，找到某種和解，或者感到某種情緒上的釋放。

Norah

有哪些言論是深深傷害過你的？

Norah：我覺得最開始的那幾年被傷害的可能性以及被傷害的程度會更深。我記得剛開始講脫口秀的時候，有個男性前輩和我說，“這個行業也是個娛樂行業，你要么就是很好看，要么就是很好笑，你也不是很好看，你也不是很好笑，在這個行業也不會待得很久。”還有一位男性前輩，他問我，“你爸媽催婚嗎”，我說，“有啊”，他說，“這個行業的女生永遠找不到好老公，就是找到了也不會幸福”，最后的結尾是，“我也是為了你好”。后來我被傷害到的肯定就是上完節目后的一些言論，那是我首次以公眾人物的身份出現在大眾視野，接受全國各地觀眾的評價，負面的評論收到了很多，這讓我感到非常沮喪。最讓我感觸深刻的一條評論是：“我不知道為什么就不喜歡她。” 這種沒有理由的批評讓我意識到，某些人的偏見可能永遠無法改變，我沒有必要去迎合每一個人的主觀印象。

而且我也明白了，娛樂行業與普通行業的最大區別在于，它是一個完全暴露在大眾眼中的行業。當你的事業在高潮時，會獲得無數陌生人的喜愛和支持，但當水退時，也會有許多人給予你差評。你要學會與這些聲音和平共處，做好自己的本分，而不被外界的評價所左右。

你覺得做脫口秀最重要的一點是什么呢？

Norah：我覺得有兩點特別重要，一點是熱愛，另一點是原創。

你在這條路上的終極目標是什么？

Norah：不知道算不算終極，但是我希望能做世界巡回演出，讓各種背景的人都能在我的段子里找到一點兒共鳴，如果能夠再了解一點兒中國文化，一點兒上海文化，那就更好了。

編輯 = 劉海倫、攝影 = 琉小淘、撰文 = 李佳祺、妝發 = RENA、攝影助理 = 學森團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