孫虹

窄與寬

接手紀錄片《大學》的導演工作時，孫虹已經從母校清華大學畢業六年了。2012 年，在新聞與傳播學院完成了本科和碩士的學習、離開校園之后，她的第一份工作本來與自己的專業和紀錄片拍攝沒有任何關系。在那樣一個即將離開“象牙塔”并抉擇將以何種方式與社會鏈接的當口，孫虹選擇了回到家鄉上海―“從大眾”。她入職了一家國企做marketi ng（市場推廣）。“別人都去了這樣的地方，我似乎應該也一樣。”

那時候她也想過，通過“校招”的渠道進入一個相對穩定的影視媒體，簡歷投了、也經歷了多次面試，終未入選― “當時女生還是挺不占優勢的。”

保守求穩的結果卻是，她沒有辦法在職業里得到自己想要的那種成就感―“每天都是一樣的。”

工作本身是有價值的，但她自己的價值怎么在當中得到最大程度的滿足和實現呢？是在這樣的躑躅和困局里，孫虹才意識到：“我還有更多空間和力氣，我應該做我真正擅長和熱愛的事情。”

她回想起曾經和同伴一起拍攝紀錄片時的那些日日夜夜。“每天接觸的都是新鮮的事物……遇到不同的人、跟不同的人聊天，一直都在擴展生命的寬度。”

她開始在工作之余重新回到剪輯臺，把畢業前拍攝的記錄一檔電臺節目的作品《飛魚秀》完成了。在導師雷建軍的幫助下，2014 年，《飛魚秀》有機會在國內幾個重要城市的院線上映。這給了孫虹一記鼓勵。“借著這個機會，我下定決心還是做回我的本行。”

2018 年，一部以清華為記錄對象的紀錄片項目被提上日程，以期在三年后清華建校110 周年的時機公映。孫虹被選中作為導演之一全程參與創作。

要下至少三年的創作周期打底，是導師雷建軍所堅持的。“越早開始，片子可能獲得的力量就越不一樣。”孫虹這樣理解導師對時間長度的需求，“紀錄片本身所包含的，就是時間的力量，我們要在一個較長的時間周期里才能看到所記錄對象的變化。”

《大學》由大一新生、新入職的教師、畢業生、耄耋老教授四位人物線索穿梭始終，在他們位于四個人生節點下的作為與選擇中，呈現了“大學”的存在要義與人在其中懷有的理想和發出的光亮。

“人在每一個人生路口處的選擇，都將決定著你未來的樣子和你可能會給他人帶來的啟迪。”是帶著這樣的初心，孫虹和伙伴們開啟了《大學》的創作。

長與短

在《大學》的拍攝中，孫虹接觸較多的有三位主人公：大一新生嚴韞洲，旅美歸來入職清華大學的天文學學者蔡崢，八旬高齡依舊在三尺講臺上孜孜不倦教書育人的環境學院士、教授錢易（記者注：著名歷史學者錢穆之女）。

好幾個畫面，在制作的過程中曾將孫虹深深觸動。

在美國夏威夷一處山頂，蔡崢帶著紀錄片團隊爬到高坡處，指著不遠處一排龐然大物一般的望遠鏡介紹說：“你們看，這就是人類的觀天巨眼。”說罷他拿起手機，拍下那個場景。這句話讓孫虹一怔：“我從來沒有這么理解過望遠鏡，原來它們是望向宇宙的眼睛，人類真厲害，能把眼睛變得這么大，望向無盡的浩瀚的遠處……”那一瞬，她也更能理解了蔡崢為什么在國內外奮力奔走，甚至不怕被人“懟”，還是要努力為中國爭取到制造屬于自己的超級天文望遠鏡。

另一個冬日里，孫虹陪著錢易教授去一位已逾百歲的老師家里拜年。“最初聽到這件事我就很感動，原來一個人已經成了院士，也還是要去給自己的老師拜年。這是一個傳承的傳統。”孫虹用攝像機記錄下了那次拜訪的全程。

臨到要離開的時候，他們注意到老教授家里掛著一幅畫，提款處寫著“學生錢易贈”這五個字，令孫虹一陣陣地感懷：“就好像看到了她年輕的時候一樣……她曾經也是一個學生、一個年輕人，她從自己的老師那里得到了那么多人生的知識、經驗、教誨，然后一直到今天，她還在把這些東西教給現在的年輕人。所謂師道，就是這樣吧。”

這五個字的特寫，也被攝像機牢牢拍下來了，留在了《大學》里。

《大學》全片長度110 分鐘，卻仿佛可以一覽閱盡某種時光的濃縮，穿插的剪輯在四個人之間往來，忽而青蔥忽而又年邁。每個拍攝對象之間都互為映射，即使他們年齡相差很多，甚至可能從未在現實中謀面擦肩，但在這場耗時三年有余的影像記錄下，他們被安放在一起，讓觀者看到了自己的過去、現在和未來。

“有時候你確實會覺得，從一個新入學的小朋友到錢奶奶這個歲數，時間好短，唰一下就過去了。這就是人生吧。”孫虹撥開了被風吹到面頰上的頭發，在2022 年的初夏。

孫虹

急與緩

2022 年初春，孫虹誕下了自己的孩子。

一個新手媽媽要面臨的新難題每天層出不窮，即使如此，她還是會在稍有余力的時候，用手邊可以抓到的影像設備，隨時記錄下寶寶的成長點滴和家庭生活的細碎光影。只是，她心里有一條清晰的邊界，何為私人影像記錄，何為要在公共場域內供大眾觀看和傳播的記錄內容。她并不為邊界的形狀和曲折而困擾。

她認為一個職業紀錄片創作者需要擁有這樣的辨別能力，當你要面對一個感興趣的選題開始思考和創作時，就要想清楚：“作品的觀眾是誰？會在什么樣的渠道和哪些方面和觀眾溝通？”這是一門無法全然與政治經濟學原理脫鉤存在的創作門類，正如“個人”無法完全擺脫“世界”而孤立存在。

孫虹另外一部廣為大眾所觀看和討論的紀錄片作品名為《手機里的武漢新年》。18 分鐘的影片由眾多2020 年初身在武漢的平民集體創作完成。就在我們見面的前一天，孫虹又把這部片子看了一遍。“心里好難受。”當時并未在事件重心的她，看到那些樂觀的細節，還會為人們的幽默感逗笑，可在當下，她深深理解了其中堅韌的生命力與更多復雜的意味。

“做紀錄片有時候跟做新聞記者有點像，你要面對的是現實，尤其是現實里的很多困境。也許真的身在其中，反而會舉不起攝像機……”孫虹不避諱談及自己的“脆弱”和“感性”。

所幸，兩年前的那些畫面都被保留下來了，今時今日我們再回頭看，就像看一段歷史似的那么遙遠。

《手機里的武漢新年》在剪輯階段，曾有人給孫虹出主意，勸她把片子剪短一點，說不定能在網上傳播得更廣。“因為他們說現在沒有人有耐心看完一個18 分鐘的片子。”也有人提議要她剪掉前期那些并不歡樂的段落，只保留“有趣”的、“正能量”的部分。她都扛住這些壓力堅持了自己的初衷。“這是一段完整歷史的一部分，所以我不管有的時候是不是大家已經知道了所以不想看，我要留下來，它以后會有意義的。”

孫虹無意以記錄教誨世人或是影響什么。“太有意圖的東西，會變成一種工具，也會變得偏頗。”

她以為唯一能做的就是先記錄下來，意義這種東西，就交給時間慢慢顯影吧。

Q&A：

你的耐心，是從哪里來的？

孫虹：我直到現在也不知道自己是不是還能有耐心，我只是很向往能夠有時間慢下來做一些事情。我有時候會想，為什么自己喜歡紀錄片？就是因為當初看紀錄片的時候覺得，那兩個小時可以讓你從世俗生活中抽出來，靜下心來去看另外的人生。那種魅力和沖擊力跟劇情片是完全不一樣的。

就好像我看完《大學》，我再去清華大學，我覺得看每個人的方式都變了……

孫虹：這個感覺很特別。你在故事里認識一個人，被他的故事打動，但是當你在生活里見到他，上去跟他打招呼的時候，你發現他根本不認識你。他改變了你，但他依舊是原來的樣子。清華大學還是清華大學，你的眼光變了，但它沒有變。這就是紀錄片。

現在想想，你選擇紀錄片導演這個職業，最重要的動機到底是什么？

孫虹：我原來以為我做這個事情是為了自我表達。但我后來發現，更多的原因是我覺得我需要被教育，我需要吸取其他人給我的力量―這個可能是我更大的動機。

《大學》里如果只能保留一個畫面，你會選擇哪個？

孫虹：如果就只能留一個鏡頭，我想保留錢奶奶的一個背影。她在前面，后面是清華大學的校訓― “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那個鏡頭發生在她哥哥去世了之后，然后她仍然正常地去上課。那可能就是濃縮了她一輩子的一個瞬間―她每天普普通通地去上課，站在講臺上，一直堅持，日復一日，這件事太神圣了。我真的特別佩服錢奶奶，她站在那里講一堂課90 分鐘，不用麥克風，聲音卻始終那么洪亮。她的這種功力，你仔細想一想就知道，是一輩子積攢下來的。那個鏡頭，是有一個人和一段歷史的沉淀。“自強不息 厚德載物” ―“自強”和“厚德”之間是自己與他人的關系。你自己要奮斗，同時還要為了其他的人去奮斗。

攝影：韓心璐 / 策劃：張婧璇 / 統籌：Timmy / 采訪 & 撰文：呂彥妮 / 妝發：竇凱 / 助理：鄭凱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