竇文濤

竇文濤戲稱幸運數字是三，早年成名節目也是《鏘鏘三人行》，每周一到周五在電視上聊了19年五千多集之后，這些年竇文濤又聊到了互聯網上，《圓桌派》做到了第七季、《鏘鏘行天下》拍了三季。在如今國內的流媒體平臺，一檔節目從制作到播出，可能有了新的標準、節奏、推廣模式和反饋機制。各種新的浪潮沖過來，他還是一以貫之，以聊天節目應萬變，只是除了本就自成一派的風格，更多了視聽層面的精雕細琢。在競爭激烈的平臺節目中，這樣的聊天還有人看、有人買，價值也得到了驗證。市場和觀眾都期待著節目總能如期而至，可竇文濤卻有點兒想搞搞新意思。在現階段他更多感受到的，是一期一會。

竇文濤

折磨，太折磨了 

作為主持人的竇文濤主持七個小時的節目，對應著作為總編導的竇文濤1700個小時的幕后勞作，《鏘鏘行天下》第三季，前期拍攝了一個月，后面有半年的時間竇文濤基本沒有在夜晚睡過覺，熬一夜到早上8點，休息一會兒也睡不踏實，可能閉會兒眼到12點左右，就繼續盯著剪輯師的返稿。

“從第幾幀到第幾幀怎么處理，無數個剪輯點我得一一留言說明，晚上扔到群里，這樣白天剪輯師上班后就按照這個剪，下午再發還給我，每一晝夜都是這么個循環。”不僅如此，就連節目中的聲音竇文濤都一絲不茍，襯底的音樂大了，會把人聲壓住，可如果音樂稍微小了，氣氛又不能很好烘托。“我們要找到合適的音準，只是這個事可能就要花我一晚上8個小時的時間了，A方案、B方案，聽到最后我自己已經失去判斷能力了，我就會發給我們團隊的每個人聽，總有一個最佳的點”。熟悉他的人都會知道，在做節目之前要做大量準備，關于一個話題會有特別厚的資料。“其實這也是我的一種心理疾病，就是完美主義，你最后看到自己的勞動成果也許會享受，但是相比之下你遭受的折磨就像噩夢。但還是會忍不住地認真，忍不住地去摳細節。”

竇文濤

他很真誠又無奈地說：“我正在設法治療我自己，這跟敬業沒關系，我對自己望而生畏，不敢接活兒，使我有喪失勞動能力的危險”。

在我們外行看來，竇文濤的職業多么有趣，每天和各種名人聊天談心，還能飛到各地深度游，但個中滋味怕只有內行人才能體會。“有一次我去一畫家朋友的畫室聊天，我說我可羨慕你們畫家了，多好啊，沒事自己畫兩筆，他說職業畫家跟大家口中的喜歡不喜歡完全兩個概念，業余愛好是閑著沒事兒畫兩筆，職業畫家就像奧運選手，十項全能啊，我畫的色彩比馬蒂斯怎么樣，構圖比畢加索怎么樣，最高標準夠不夠得著，問職業畫家喜歡不喜歡畫畫，這太輕佻了，就像你說業余喜歡跑步，可奧運馬拉松金牌運動員就沒法聊喜不喜歡了，那是事業、生命，是從煉獄到天堂，對于專業人士來說，那太折磨了，太高精尖了！”

竇文濤

從節目錄制完成到正式播出的180多天里竇文濤每天只睡三四個小時，“我在節目里也提到過，最后我這個頭皮就跟過電似的，把我嚇壞了，就去做了個核磁檢查——我以為腦袋里邊出什么問題了！所以你說這個工作是享受嗎？簡直是種折磨，太折磨了，太折磨了…到了什么地步么，我每一次結束了，都不想有下一次，但可能下一次還是會繼續。”

這樣的感受和表述，宮崎駿也說過。在紀錄片《起風了：1000日的創作記錄》中，宮崎駿的口頭禪便是：“畫畫真的好麻煩啊……很麻煩啊……問我什么最麻煩……這個最麻煩。”創作出無數經典動畫的他，一邊嘴里叨叨著“畫畫最煩了”，一邊拿著畫筆繼續創作。

對于這個辛苦，竇文濤坦言是他“自找”的，面前的竇文濤讓人覺得他有點矛盾和內心糾葛，好像他對于苛求節目效果這件事既否定又認可。這些年，互聯網用戶被大數據默認為是逐漸失去耐心的、且甄別力開始退化的刻板畫像，然而豆瓣、知乎等平臺上不少觀眾都在說，《圓桌派》哪期節目看了一遍又一遍。竇文濤感動之余也在思考，為什么呢？一個聊天節目，沒有華麗的渲染和特效，頂流明星也寥寥可數，怎么就讓觀眾常看常新？ 竇文濤覺得，一檔好節目所有的細節都是一點點磨出來的，他不相信捷徑。

“我們費的功夫我可以說不亞于他們拍電影的吧，見到有觀眾能看出我們隱微處的用心，就像遇到知音的感覺，你看到在工作中感動過你的，也感動了觀眾。好比說有的觀眾在彈幕里說，看《鏘鏘行天下》第三季，不知道為什么一直在流淚啊，為什么會哭啊？你才知道能讓人流淚的不一定是感人的故事，有的時候是整體視聽體驗能把人美哭了，你就覺得好滿足啊，但這個東西就是一絲一毫磨出來的。”

竇文濤

“按說吸引人看也有簡單的路徑，請到大名人兒就行，我們戲稱為“傍大款”，可對我來說節目的品質比“大款”重要。我也不是不想“傍大款”，只是一條道兒走到黑走慣了也不想改了，最早《鏘鏘三人行》就沒走名人路線，比起有時邀來頂流加持節目，二十多年來更多的是本來沒名氣的嘉賓通過我們節目走紅了，我們捧出了多少名人啊！這才是我最大的虛榮。那不“傍大款”靠什么呀？只能是專業，那什么叫專業啊？在我看來專業就是十全十美，光是嘉賓好、主持好、聊得好都不夠，這才哪兒到哪兒啊，你背景得好，燈光得好，鏡頭得好，音樂得好，片頭得好，掛畫得好，連插的廣告都得好！樣樣都盡著你的條件能好一點就別差一點，十全十美不可能，可你要放棄就更不可能！我知道不是所有觀眾都能看得出十項全能，也有的朋友要求不高，隨便看看你跟名人大咖胡亂說點啥就滿足好奇心了，說你犯不著那么講究，可我費那么大勁，不也是對花錢充會員的觀眾您最大的尊重和誠意嗎？我是笨拙，可我花最長的工時做了有限條件下我能做的所有，就算能事畢矣”。

“我想起來。”竇文濤停頓了一下，“有一次濮存昕來，他講當年一個大演員叫舒繡文，當年的‘四大皇后‘之一啊......”

在話劇《帶槍的人》中，舒繡文飾演了一個沒有一句臺詞的角色，記錄列寧演講的打字員，這幾乎就是舞臺上的一個“邊緣人物”。可卻是這樣一個沒有臺詞的小角色，讓蘇聯專家看完戲后贊不絕口，他們說打字員打字的聲音抑揚頓挫，節奏錯落有致，竟然和列寧演講的內容相得益彰。

“她把打字的聲音打成了列寧演講中間的襯底音樂一樣，打的是有節奏有起伏的，比如說列寧講得激昂的時候，啪啪啪啪啪，她這個打字的聲音就密集高亢起來，列寧講得低沉的時候，打字的聲音也隨之變緩......她能合上這個主角演講的情緒。”

“但我當時想，有多少觀眾能聽出來打字員用的這個功夫，或者有多少人在意？您沒聽出來是演員白費了力氣還是您自己吃了暗虧？”

竇文濤

竇文濤做不到允許自己隨便“噼里啪啦”湊合地打字，與其說這是他的工作要求，他自己不無沮喪地認為這是他的強迫癥，因為這種性格其實不管在工作中和生活里都在折磨他。“很多年前，我在北京買一個電視，我要走遍幾大電器商場貨比三家，把每一臺都要看過一遍，然后我會反復在兩個商場之間徘徊，到這個地兒，請人家：‘你再放這個看看’，然后我又跑另一個牌子那兒‘你再給我看看這個顏色’......這個型號顏色太艷麗了，有點兒偏藍了，那個顏色真實但有點兒發灰，然后呢，我也要看資料比對不同牌子液晶屏的技術參數，我是這樣的，只要我準備購買什么東西了，我應該就可以成為關于這個東西的專家。所以我這樣的不需要帶貨，你帶貨我還不信呢！老話講不怕不識貨，就怕貨比貨，其實今天最大的問題是不怕貨比貨，就怕不識貨，放一塊兒他都不知道看哪兒，包括對節目品相、主持人專業的基本常識都在瓦解、混淆。像當代藝術，很多事情似乎都失去了標準，還美其名曰各有千秋，要我說李白和杜甫可以各有千秋，李白和我就是一個天上一個地下，真懂的人是有標準的，有的人是拿所謂“各美其美”掩蓋看不懂真贗好壞的糊涂，非專業的可以沒標準，專業就是標準，為什么都在說劣幣驅逐良幣，因為對優劣高下的專業標準無知了。”

“好比說跑百米，您當然可以說我還就不愛看那專業跑得快的，一溜煙兒沒看清都跑完了，我就喜歡看那業余健身的跑得不快那勁兒，你看他跑得跟太極似的，姿勢多銷魂！哥們我呀就好這口兒！這是個人癖好沒毛病，但您要不知道百米的人類標準是博爾特創造的9秒58，非說這跑姿銷魂的比博爾特強，那就叫沒標準了，因為銷魂的姿勢可以各花入各眼，或者看兩天就失魂了，但不管多久百米跑的最高標準只有一個：能不能接近或超過9秒58，這個標準從未含糊毫無爭議金剛不壞！我曾見一內行跟一外行實在爭論不通時只剩下嘆口氣說：您知道哪個容易哪個難嗎？您知道哪個稀有哪個論堆兒賣嗎？”

竇文濤

聊吧，反對分類 

《圓桌派》的圓桌上來過不少人，有許子東、馬家輝、馬未都這樣的鏘鏘老友，金宇澄、王蒙這樣的作家，有姜文、周迅、馬伊琍等導演、演員，有丁學良這樣的社會學者，美食紀錄片導演陳曉卿，犯罪心理學家李玫瑾、主持人陳魯豫、天文學家鄧李才、考古學家唐際根、物理學家張雙南……

“很多人覺得我有什么情懷啊，這方面我可不如我的許多嘉賓，他們是知識分子，他們是有話想說，有觀點有情懷，也甚至是有責任感，有時候呢你會把我混同于他們，但其實我不是他們，我是個技術型的人，我沒有什么想要跟陌生人說的，但這是我的飯碗，正因為這是我的飯碗，所以我才對它看得這么認真，而我認真的點主要在我的技術上，我的技術就包含聊什么、怎么聊？你愛看什么？什么值得看？假如說我是一個木匠，你不能問我喜歡桌子還是喜歡椅子，我的手藝不在這兒，我喜歡桌子還是椅子不重要，這要看客戶，因為是你給我錢訂做嘛，你要桌子我就給你做桌子，你要椅子我就給你做椅子。桌子椅子都是題材，我的技術是這個木工活兒，桌子椅子都要做得漂亮。我們要精進的是我們這個聊天、拍節目剪片子的技術。一個不擅說話的嘉賓，他到了我的節目里，怎么能讓他愛說話，怎么能讓他說得好，這也是我的技術。就像今天拍我的這個攝影師，對他來說，他才不管你是竇文濤、李文濤呢，他琢磨的是他的攝影技術，我只要有了這個技術，你們需要我拍誰，我都能把他拍好。”

在這段扎實的技術論中，真誠與即興同樣被竇文濤歸于技術的一部分，甚至像是一種大道至簡的絕技。

“說技術很容易讓人誤會我不是真心，那你就貶低技術了，千年前的佛像、神殿，今天我們都不認識是何方神圣，但讓你驚嘆的是古代無名工匠的技術創造的美，技術之美比內容主題還永恒。比如按我的技術原理，也許我是有技巧的，但如果我在主持中意識到我對嘉賓用了什么技巧，那這技巧就一文不值了，因為真心無價。生活里的聊天最大的特點是即興的，所以其實我們準備的一沓兒的資料，大概率是用不到的，因為在真的進入聊天狀態的時候，我要忘記這些。你在生活中跟朋友聊天，會事先打腹稿嗎？你會說弄個程序嗎？你不能不做準備，可是你要忘掉這些準備，你要尊重最即時的感覺，要把自己清干凈，要用一顆空明的心去迎接你的朋友。”

竇文濤

這一點，他在前些日子武漢大學的演講里也提到過。人與人交流，他偏執地認為哪怕是把自己事前打好的腹稿聊天時講給對方聽，那便是藏了機心，都是背離了聊天的宗旨，不真實。“聊天最有意思的就是即興。由于做節目需要保個底，不能說完全對這個事情一無所知，但如果僅僅是把昨晚看的資料復述為一期節目，基本上這一期節目可以宣布為失敗。”

在竇文濤看來，他邀請的嘉賓，口才并不重要，就像他也從不把自己的聊天節目歸類為文化類節目，或歸類為任何節目，“綜藝是什么意思？許多正規表述里的這個節目類型，其內涵和外延竟從未準確限定過，《圓桌派》是綜藝？還是脫口秀？我們的脫口秀卻是英文里的單口喜劇……孔子到今天也得頭暈，‘必也正名乎’，可現在類型、標簽張冠李戴，這很喜劇”。

竇文濤說他根本就反分類，以至于看電影都不看類型片，看到標簽是喜劇片、恐怖片啥的，他都不買票，“個人愛好無對錯哈，反正我不喜歡預期的滿足，預先聲明目的然后如愿實現目的，我覺得沒勁。比如喜劇片，哪怕很成功，我也被導演設計的三分鐘一個笑點逗得三分鐘大笑一次，我也會覺得這太機械太刻意太窄了，導演成了一個制造笑點的機器，而我也成了一個只會大笑的機器，對我個人來說這太單調了，要什么給什么，給什么要什么。看電影像戀愛的滋味才好，永遠不知道下一場是喜是悲還是空，我喜歡不期而遇的意外，一部電影給我的娛樂不是單向度的，而是百味雜陳的綜合體驗，就象一場聊天，如果全是笑話沒別的，或者全是知識沒別的，都不是我的趣味，我喜歡包羅萬有、無以名狀、理事情趣兼備的聊天，所以我總開玩笑說我是反異化、反分類的自由戰士！”

竇文濤

“我們今天對于口才的審美也非常地偏狹，結結巴巴的人說話也可以很美，笨嘴拙舌的人說出的真理和口牙鋒利的人說出的真理都是真理，我們今天太以貌取人了。你說他穿的衣服好看就對他有好印象，這叫以貌取人吧；可你因為他說話好聽，你被他的口才吸引，我覺得也是以貌取人。一個內向的人，不會說話的人，就沒有美麗的內涵嗎？如果遇到一個那樣的人，那不正需要我去發現他的內在美嗎？我一半兒以上的朋友都不是能夠上臺講話的人，有些人就是講話不流暢，但是他有真才實學，有性格魅力，哪怕是辭不達意，我都能懂得他在說什么啊，講話慢慢吞吞，我愿意等他呀，因為他有時憋了半天終于蹦出一句，這一句能頂油嘴滑舌的一萬句！我好喜歡這樣訥于言的朋友啊！”

工作之余的竇文濤也經常瀏覽各行業教學視頻，這也成為他一個活生生的例子。“我看很多老師，口才也不好，他不太會講，但他講的是真知灼見，我得著了，然后我在節目里再用我的語言講給你聽，其實我是從他那兒得的，那你為什么不直接從本源那兒得到呢？因為他講的不吸引你，但也可以說你以貌取人了”。

竇文濤

賺的是什么錢

當面對賺錢、或者說是賺大錢這件事情時，竇文濤又再一次困在了自己的選擇困難癥里。

“魯豫跟我說她現在到了一定歲數以后，覺得為掙錢做的工作往往都不開心，她說自己也沒什么家庭負擔，目前就是喜歡什么做什么。”竇文濤笑了一下，“我說魯豫我羨慕你，你知道自己喜歡什么，你好自洽呀，可我要按照你這么想呢，我就什么都不做了，我能不能什么都不喜歡啊？不要說做別的節目我不喜歡，連做我自己的節目我喜歡嗎？問題是要不是為了謀生，我根本就不喜歡工作”。

他又正視我們說：“如果我是個遺產繼承人，那我就不拋頭露面了，我就躲著享受生活了。”

正如前面提到，對于竇文濤來講，在臺上主持的時間僅僅是他全部工作時間的百分之一，準確計算幕前后的工作時數之比是三百分之一，他近年的主要工作是“導演和剪輯師”。那么減少幕后工作，以增加幕前主持工作，性價比不是更好嗎？畢竟市場愿意付給他的是做主持的身價，可是在竇文濤這里似乎還有另外的原因：“我只能說我的適配性很不好，我做的節目你們知道的就這么兩三個，可實際上我這幾十年主持過的節目怎么也有幾十上百個了，你們都不怎么記得的，為什么？我發現我主持的能被觀眾記住的節目，具備一個共性，就是必須是我自編自導自演自剪的。后來我明白，也許這個世界上最會用我的導演是我自己，這就像有的演員，也能演別的導演的戲，但要論他最上佳的表演，還是在他自己導演的戲里”。

竇文濤

“其實這種人挺苦命的，不像比如說周迅，章子怡，就是這張臉啊，她經得住各個角度拍，哪個導演拍人家都好看。許多主持人不必做幕后，人家可以同時主持幾個節目都做得好，發揮最大幕前價值，我這幕前幕后一肩挑的，做一季12集《鏘鏘行天下》節目就少眠無休連續干十個月，基本沒空兒接別的活兒……”講到這里他攤了攤手，“我就只能歸咎于自己適配性不好。我好像只有做我自己的節目才能被人記住。”

有一個粉絲曾在竇文濤微博下面留言說：我每天祈禱竇文濤掙不到錢……

“你們知道這是怎么回事兒嗎？”竇文濤自己也覺得有趣，“我呀，每一次這么勞動半年完了之后，我都像剛從地獄里爬出來一樣，然后平臺問我做不做下一季，我就盡可能地往后推。然后我在這段時間干什么呢？我就四處尋覓，弄弄抖音呢，弄弄這個那個啊，做點兒商業的節目，我看看我能不能掙點容易掙的錢，我但凡要是找著這條路了，我就不會再回到那里去了。”

這么著，所以觀眾留言還有后半句：因為竇文濤掙不著錢了，他就會回來做這個節目。

“其實他說的是真相，就我這么四處試探有什么省事又掙錢的活兒，試了一年發現，哎呀別的路掙錢也都難呢，得生活啊，唉，這就不得不跟平臺說，那好吧，我們就再開始新一季吧。”

竇文濤

名士與名利 

拍攝當天，竇文濤團隊怕攝影服裝團隊給準備的樣衣不合身，特意帶了一箱他自己平日喜愛的衣服和三、四副款式各異的眼鏡。我們還笑著調侃他說，文濤老師可以考慮試一試變身時尚潮流博主，然后開始帶貨。

這些年里找他帶貨的品牌也不在少數。前些年的竇文濤也有“不接三原則”：有損形象的廣告不接；不喜歡的商業廣告不接；沒有檔次的廣告不接。如今，原則暫不提了，但還是得有一個底線：一次銷售大量貨品，如何保證質量不出事？如何保證售后服務不出事？這些是竇文濤的首要考量，于是結論永遠是：暫不帶貨。他有種因果報應的迷信，生活里可以騙人，節目里不敢騙人，起碼做廣告也要讓觀眾知道是在做廣告，否則報應會砸飯碗。他坦言他在節目里比他在生活里誠實。

“其實我就是個笑話，我不是什么自嘲，我只有不斷挖苦自己、揭露自己，才能渲泄心里頭一個我對另一個我的鄙夷和厭棄。我的可笑在于，最早好多找我拍廣告的，我不拍，那會兒大多數都拍了，人家接受這個時代，反應快，趕上風口，該掙的錢就掙到了，你說如果我要一直不拍廣告，堅持到底，也算個人格，可我也只是忍了幾年，忍到沒幾個人找我拍了，我才猶猶豫豫也拍了，起一大早趕一晚集。好多事情的接受，比如說往節目里邊植入廣告，我也是接受最晚的，從整天跟品牌方來回交涉，到現在努力配合商務，反正貞操都堅持過，最后也總沒堅持住，只是比別人失守晚一點，掙錢總是后人一步……純屬反應慢半拍。”

竇文濤

不剪片子的竇文濤現在不用沒日沒夜地不睡覺，但也沒徹底閑著，現在的他在短視頻平臺經常隨機搞點什么，打開他的賬號看看內容不難發現，沒有明確賽道，沒有目的地，因為他不知道增加流量的最終目的是什么，如果不帶貨。他問我們為什么做內容的最后要當售貨員才能掙到錢呢。

“先攢著流量吧，沒準兒哪天就有什么用了呢。”

現在幾乎是唯一能在互聯網找得到的竇文濤拍的廣告，還是2013年的馬爹利廣告，那條廣告的主題是“當代名士·映像尋旅”，著名紀實攝影師Justin Jin拍攝了一張在街頭紛繁人群中站定的竇文濤，視覺震撼。10年前，當時品牌對于當代名士的定義是：表現于外，更發自內涵，雖然來自各行各業，有著不同的身份和背景，也有著各自不同的人生之旅，但超越表象的內心深處卻蘊藏著相同的價值，這就是超越金錢與地位不斷去追尋的真正成就。當時廣告宣發所使用的新聞稿件中寫道：竇文濤，因主持電視節目《鏘鏘三人行》而深入人心。其言語出于塵世，讓人覺得他身在鬧市不遠處，卻往往語出驚人，天馬行空，不慕廟堂之高，意在江湖之遠。

竇文濤

《鏘鏘三人行》十九年，竇文濤用了一個詞“能事畢矣”，覺得能干的也干得差不多了，“應行的路我已經行盡了”，白居易在《冷泉亭記》也寫到過：于是五亭相望，如指之列，可謂佳境殫矣，能事畢矣。

至于方興未艾的《圓桌派》、《鏘鏘行天下》，受制于其作者型作品的生產方式，只能是一期一會。

“我也跟觀眾說過，不管愛看不愛看，我肯定是做一回少一回了。”

竇文濤沒有過多言說關于未來更明確的規劃，在當下競爭激烈的平臺節目中，他的聊天節目還有人看、有人買，價值也得到了驗證，市場和觀眾都期待著節目總能如期而至，可他自己似乎對過去的同類型勞作有點望而生畏，總想搞搞新意思，從他最近常念叨的幾句詩詞，或許可以窺見他最近的向往。

“欲窮千里目，更上一層樓”

“不畏浮云遮望眼，自緣身在最高層”

“愛上層樓，愛上層樓，卻道天涼好個秋”

很顯然，他在爬樓梯。

監制：佟宇 / 策劃：李祺 / 攝影：張博然 / 撰文：張凌絮 / 妝發：黨偉 / 攝影助理：王東岳 / 統籌：楊月 / 美術：一顆葡萄 / 服裝造型：蘋果 / 助理：程軍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