張亞東

“在那個時代我想要不一樣的東西，音樂剛好給我提供另一種思考方式。”

“小的時候大家都是藍褲子、白襯衣、紅領巾。街上看到的每一個小孩，顏色都是一樣的灰藍綠，流行戴一樣的軍帽。”70 年代末80 年代初，社會動蕩剛剛結束，改革開放之風還未吹進大同這樣的小城市，生活仍是循規蹈矩、無聊乏味，世界仿佛是黑白的。而音樂無疑成為了張亞東的畫筆和顏料，讓他可以給自己的生活“一點兒顏色”。

當然，當年還稚嫩的張亞東還沒有改變音樂的崇高理想，于是變革從個人形象開始，就像每個輕狂的年輕人：“我覺得必須要改變，逃學、交白卷，然后后悔，再繼續犯錯，好不容易留起的長發也都被我媽在我睡著的時候給剪了。我媽相貌特別美，個性卻非常強悍，總是諷刺挖苦以及暴打，恨鐵不成鋼。”家里無趣的白墻也成為了張亞東的改造試驗田：涂鴉、貼海報、掛東西，但是無一不遭到媽媽的鏟除，“你只要掛一個什么東西，就一定都得要撕了。必須是干干凈凈，很乏味，不能想象。”

“我很幸運，趕上一個好的時代，又遇到很多好人。”

大同一直以來都被稱為“煤城”，似乎空氣中都隱約飄著煤味兒，在那個全國還對煤礦資源需求量巨大的年代，大同的經濟非常好，很多組織機構都很有錢。于是在大同礦務局文工團中，張亞東接觸到合成器、midi 音樂制作這些在當時普通人根本沒有條件觸碰的東西。

在歌舞團的十年間，張亞東成為了團里的編曲。歌舞團像一個微型的社會，而才華滿滿的張亞東則成為了“樹大招風”的典型，經歷了社會的復雜，也體會到人性的善良：“最早編曲的時候我給樂隊配器，那時候就十幾歲。等到排練完我收譜子的時候，在‘編曲：張亞東’下面突然多了一個字，豬。特別難過，因為總有人是看不起你的。”后來，一個滿頭白發的吹長號的老師，每次排練總是會進來默默給張亞東拿一杯水。“其實他是用他的行動告訴樂隊的人，雖然他特別小，但是你們不要欺負他。”

張亞東

“當時離開大同去北京，不會覺得沒有退路，也從沒想過退路。”

13 歲，張亞東進入歌舞團；十年間，生活已經非常好，“我不用點名。每個人都要每天點名，我不需要，因為我要熬夜創作，對我非常好。”23 歲，他決定離開歌舞團，離開大同，只身到北京闖蕩。一次去法國演出需要辦護照，那是張亞東第一次辦護照，需要回歌舞團拿檔案。“我想過，當時我已經離開我的團有一年多，他們可能已經把我除名了。”

回到老家后，團里拒絕給張亞東辦理，讓他找領導去簽字。“我就去找領導，我說張老師我要回來拿我的檔案，他特別長時間沒理我，得好幾分鐘；最后說好，你去辦吧，如果混不下去的時候就回來。”也許是因為對張亞東的器重，也許是因為那個時代人性的單純和簡單，老師給張亞東留下的位置堅定了張亞東留在北京的信心，“其實也沒想過退路，就是想要無限接近我想要了解的東西。”

“剛來北京的生活就是買CD，看演出，等機會演出。”

剛剛來到北京的張亞東認識的人不多，除了窩在家里寫歌，研究編曲，就是逛CD 店，看演出，基本上能看的演出都去看了，完了就等機會，等演出的機會。“我們這一代人都是求知欲太強。想要學習，其實就是想和外面世界更多接觸。”音樂廳、酒吧都是張亞東出入的音樂場所，他在北京音樂廳聽古典音樂會，后來很多樂手都成了他在錄音棚里合作的伙伴，“心情特別好，就覺得一開始看他演出，最后跟他一起合作。”

在CD 這種實體音樂載體還稱霸的年代，北京經營著幾個選碟品味頗高的CD 店，包括大名鼎鼎的“打口碟”老板付雄的店和張有待的店。“有貨到了會通知我，比如4AD 的說亞東可能會喜歡，直接打電話，‘我們來了一批，你過來聽聽。’”

張亞東

“我九幾年給王菲寫的歌，唱片公司覺得太不商業了，兩千零幾年才發出來。”

九十年代初，來到北京不久的張亞東遇到了竇唯；合作一段時間后，竇唯便把他介紹給了王菲。王菲和他都屬于憑感覺的人，交流不多，合作起來默契倒是挺足。兩人合作的第一首歌是專輯《討好自己》中的歌曲《飄》。

彼時的張亞東寫了不少歌，最后大家選中了《飄》收錄進專輯。“除了那個還有，其實95、96 年當時我給王菲寫過一首歌，后來兩千零幾年發了，叫《心驚膽戰》。九幾年寫出來，公司覺得太不商業了，這個歌就不要用，錄完了以后就被扔在那兒沒動。結果是到二零零幾年的時候說好，發了吧。”2002 年，《心驚膽戰》被收錄進精選集《Faye Best》；2015 年，這首歌連同被新藝寶唱片公司拆開發行的其他9 首歌被還原成當年王菲本來在新藝寶的最后一張粵語專輯，命名《敷衍》重新“首度”發行，甫一推出便再次激起討論，得到最多的評價就是“二十年后重聽，依然領先時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