蔣友柏

蔣友柏承認自己變了。

如果這次采訪發生在十年前，他會在籌備時要助理回答一系列問題：接受采訪的商業目的是什么？要拿到什么結果？為了這個結果，我應該以什么樣的形象和表現示人？采訪者是什么背景？寫過誰？可以幫我拿到這樣的結果嗎？

那時在鏡頭前，他會微微低頭向上看，一個下意識的警覺姿態，在那個階段，勝算對他至關重要。

而在當下，這一切都已無需發生。聊天開始得自然而隨意，我們在早晨簡單互相問候，和之前每天一樣，他當時正在畫畫。正式對話在傍晚，一天里比較放松的時間，他一邊照顧自己養的三只法斗，并為它們發出的叫聲表示抱歉。

“以前我都在想如何做出對我有利益的事，現在我都在想，如何做出對我有意義的事。”蔣友柏最后的總結，定義了他的變化。

蔣友柏

萬物有靈，獸觀人心 

在蔣友柏看來，相比于設計，藝術最吸引人的是兩個特點：自私、誠實。它比文字更無法矯飾，又在無聲中直抵人心。

2018年10月，蔣友柏帶著52幅畫作，在杭州開啟首次個人展覽，這也宣告他正式開始自己的藝術從業生涯。

僅僅用了五年，到2023年，他就迎來轉折性的爆發，以豹變、萬物有靈、花落一瞬等為題眼，不斷推出新作，先后在東京、首爾、新加坡、印度辦展。蔣友柏的作品有鮮明的個人辨識度，以動物為主角，以中式山水為底蘊，以油漆、丙烯等非傳統畫材和滴淋、潑灑、涂刷等手法為語言，又以英文題句點睛。抽象與具象、線條與暈染、形與氣、英文與中文、東方與西方、氣勢與柔情、二維與立體……

如果你去看過兩個以上蔣友柏的個展，就會發現他的創作極其自由，一直在以令人震驚的進度創新，似乎沒有什么邊界能框住他，難以定義。而比自由更難做到的是，持續的變化中，他又始終不失個性，面目清晰。

蔣友柏并不喜歡解構自己的作品，如果一定要總結出創作中一以貫之的內核，他的答案是，一種玄妙的東方氣韻。

萬變不離其宗，蔣友柏對東方哲學的浸淫和思考是不變的靈魂，而這又與他獨一無二的人生歷程深度綁定，草蛇灰線皆在筆觸細節處有所呼應，篤定地替他回答“我是誰”的詰問——正因如此，藝術對蔣友柏來說，從來不是一個突兀的選擇。

他的藝術感知力啟蒙于童年時代。12歲以前，蔣友柏在家里見過各式各樣的古董與真跡，奠定了他對東方美學的理解。父親喜歡收集青銅器，那上面可觸摸的凝結千年歷史的刻紋，是他對“視覺符號”最早的印象。

仍是在這個階段，蔣友柏有機會親眼見到張大千、林順雄這樣的大家創作時的樣子。

如果不是林順雄告訴他描繪眼睛的重要性，他或許不會把動物的擬人神情設為不變的母題。如果不是見過張大千在案幾上“潑來潑去”、“瘋瘋癲癲”的樣子，他不會把自在和誠實視作最高追求。

藝術總是召喚他。蔣友柏中學時就參加過相關的社團，大學一度想報藝術專業，但父親覺得不賺錢，他依言改學金融，也的確在19歲就賺到100多萬美金，可又很快花光了。陰差陽錯，最終還是靠開設計公司養活自己，直到他真正覺得自己可以專職從事藝術的時候，積攢的畫稿堆起來已經可以夠到天花板。

別人畫動物，總是呈現獸性。而蔣友柏筆下的動物，卻是喻人。他的作品，總是充滿凝視的張力，他以動物承載對萬物有靈的觀察和理解，觀者又在動物無法偽裝的眼神中，照見了自己。

蔣友柏

當藝術作為方法 

“我是誰？”

“我能做什么？”

對常人來說，這兩個問題可以是遙遠的哲學追問，不去深究也沒關系。但對蔣友柏來說，這是他從出生起就面臨的必答題——外界如影隨形的審視，總是急于給他落下一個定性的標簽；大起大落的人生經歷也強迫他要內省，否則很容易迷失自己——無論如何，你不可以是Nobody。

即使曾經迫切想與所謂家族光環切割，20多歲回臺灣后，他選擇從事在當時“上不得臺面”的設計業，固然是商業和藝術的結合，能發揮他的所長，更重要的是，它距離父輩的資源最遠。

過去很多年里，蔣友柏在媒體上常有一些奪人眼球的封號或宣言，時而是跌落的貴族，時而是完美的王子，時而對外高喊“我就是個商人”，立志要成為自己的“蔣一代”，有對抗，有妥協，唯獨少一點自在。

證明自己并不容易，設計公司幾度瀕臨倒閉，最狼狽的時候公司只剩800塊臺幣，甚至要跪下求人給生意，形容那樣的生活“像活在地獄”。高光的得意當然也不少，最高記錄是一年有三、四百個案子，單個項目可以幫客戶賺到上億。

什么都見過經歷過了，來到40歲，又有一段時間的狀態是無聊，沒有太多欲望，用他自己的話說，生活簡單，“但是也會有點平”。

變化是何時發生的，難以追溯一個明確的時刻，但關于它因何發生、如何發生，答案卻很清晰。

現在的蔣友柏48歲出頭，當然稱不上“老”，在尋常人的語境里，最多是中年、是成熟，可他不一樣。他有一個“早知道理論”：如果早知道某一個結果會在未來發生，那么我現在做什么，才能實現它，亦或是避免它？

這個思維方式，源于經歷了父親在49歲早逝。那時他只有20歲，在普通人初入社會的年紀，作為顯赫家族的第四代，他從臺灣到加拿大，又到紐約，再回臺灣，已經體會過不止一次人生從至高處歸零的滋味，經歷了別人一生都不見得會有的起伏，后來就常常會假想：“如果我一年后會生病，那我現在應該做什么去避開這個命運？”49歲成為他預設中的一個終點。

蔣友柏

第一次聽他講起這個理論的人，幾乎都會下意識發問：這么思考，會不會太悲觀？但蔣友柏并不這么認為，他把它當成一種闖關游戲：你看到魔王boss在那里，想辦法去克服，如果最后真的做到了，“這不是很驚喜嗎？”他形容自己是武將性格，不怕看到壞結果，永遠正面迎戰。

而最近這十年，以藝術為職業，或者說，以藝術創作為生活方式，是他用“早知道理論”為自己做出的又一個選擇——

早知道邁過49歲這道坎之后，想要誠實的、自在的、不讓自己疲倦的生活，早知道設計作為服務行業支撐不了這樣的生活，那么，現在要把時間花在哪里？

答案已經顯而易見了。

做藝術是個結果。起碼證明他此前積累了足夠的經濟能力、人生閱歷：“藝術是一件風險很大、需要很多投資的事情。當我的底氣不夠硬、不夠厚的時候，我應該沒辦法做藝術，你怎么把你的作品運去國外？不可能的事情啊！”

做藝術也是一個原因。它倒逼蔣友柏放下所有標簽與執念，打碎外殼，去檢視自我，梳理自己與當下、與外部周遭的關系：“幾年的創作下來，心態經歷了質疑、推翻、刻意、解放、接受、自信，然后到自在。這些心境都誠實的反映在作品上。” 

“那也OK”、“其實都還好啦”……當他特別篤定自己要通過作品說什么，他的語言變得如此柔和。

而如今，終于在藝術展的語境里，“蔣”不再首先代表那個家族，而可以是“講”出來的，也是臺灣口音“這樣”的縮寫，是一種本能的表達，是把自己的經歷和盤托出，卻又不用多說一個字的蔣友柏的自白。

蔣友柏

寧愿做探索世界的王子 

國際知名設計師、策展人吳濱，與蔣友柏既是摯友，也是合作伙伴。在他看來，蔣友柏在藝術上的突飛猛進，得益于他敏感細膩的心性，和毫無保留挖掘自我的勇氣。比起家世，這是最無可替代的成為藝術家的天賦所在。

蔣友柏總是說自己叛逆。當下他的形象，也符合大眾對藝術家的刻板印象：光頭、花臂、強壯的肌肉，穿著簡單地站在四米見方的畫布前，看起來固執而自我，用漆和水創作一幅自畫像，靈感迸發時，任由兩種“不是朋友也不是敵人”的材料碰撞撕扯，又融合交匯，然后在“不知道會發生什么”的隨機性中，等待時間給出的驚喜。

他的藝術創作歷程，充滿叛逆的決定：藝術界對設計有鄙視鏈，他偏要用油漆和工人的工具創作；哪怕最初畫水墨，他也要畫國畫不常取材的動物，幾年后畫到根本不存在的靈物……

而矛盾又合理的是，蔣友柏的叛逆，又依靠著極度自律和理性來支撐。自工作以來，他就一直執著于一種規律可控的生活：早上五點起床，八點前解決所有雜事，到公司開始創作，一直持續到下午四點左右，除了吃飯、開設計會議的時間，每天至少保證畫畫4-6小時，然后回家遛狗散步、吃晚飯、和家人相處，第二天再繼續。

他信奉一萬小時理論，腦子里有一套清晰的參考數字。“就說最貴在世藝術家大衛·霍克尼（David Hockney），他 29 歲辦首次個展，現在 87歲，已經舉辦超過 200 場展覽。假設每場展覽30 幅作品，那么他需要創作至少6000幅畫作，這意味著在近60年的藝術生涯中，他平均每年要完成約100幅作品，才有辦法有這么多展覽……”他說。

以前做設計的時候，他要求自己比deadline提前一周出活。如今開個展，看似沒有甲方，但他仍然注重合作方的體驗，要求自己提前兩個月準備好所有作品，甚至要留出余量。

從七年前的第一個商業展算起，他堅持一幅畫只能出現一次。如果相同作品重復展出，他會認為那是自己失去創造力的表現：“如果重復展出舊作，那我就不應該再做下去了。”

靈感是創作中最虛無縹緲、難以捕捉的東西，很多藝術家為了追逐它，都過著晝夜顛倒的混亂生活。可是對蔣友柏來說，靈感不能是等來的。吳濱就表示佩服蔣友柏的表達欲，他記得有一次一起去日本，飛行三小時，一落地，蔣友柏就發給他一篇文章，是利用碎片時間寫下的，梳理了最近生活中的各種細碎感受，“他不舍得讓自己從日常中汲取到的任何一點養分流走。”

“我們生來本就不同。有些人生來就是王。但我寧愿做一個探索世界的王子，再來決定我是否要當王。”這是他在2022年創作的“景觀動物”系列中一幅作品的題詞，畫面上，黑色的豹子在匍匐探索中前行，而這句話，也被許多觀者認為是詮釋蔣友柏最為貼切的注腳。

這幾年，蔣友柏并不熱衷經營自己的社交網絡，卻很投入地在生活。他離婚了，社交圈小而緊密。他愛健身，也帶動身邊人健身；他愛做飯，愿意花上半個月，研究一道牛肉的做法，被美食家朋友形容為“廚房藝術家”，他每天和心愛的小狗相處，最近又添了一只……在這些瑣碎卻踏實的探索中，他成為了自己表達世界里堅定的“王”。

蔣友柏

凝視與一種回應

蔣友柏是一個對自己的作品不太有占有欲的創作者。他覺得自己和作品的連接，在創作過程中就已經完成了，一旦掛出去，它們就屬于觀賞者。

他不愛聽贊美，也無所謂作品有沒有人懂，但仍然迷戀去現場與受眾見面。

不管網絡媒介如何發達，都無法取代線下的魅力，他作品的筆觸和肌理，在不同天氣呈現出的不同光澤，不是圖片和視頻所能承載的。

值得強調的是，和人見面很重要。他說：“我很討厭不見面，我沒有看到（具體的）人，都會覺得無法相信。”

藏家們從一幅畫中看到什么，答案總是出乎他的預料。他的最小藏家，是一個只有十個月大的孩子，孩子父親說，這幅畫讓他想到兒子哭鬧的場面。另一位藏家看中的作品，畫面上四只小熊貓，買下這幅畫時他只有兩個孩子，最近家里又添丁，他對蔣友柏說：你的畫就是在告訴我，我的家庭還在逐步完整。

“這樣也行！”蔣友柏覺得挺有趣，原來看畫的人不僅是在共情他畫畫時的心情，更是在畫中看見自己。這種奇妙的共感，會讓創作者覺得幸福，他樂意和他們閑聊。只有一種情況例外，如果觀眾完全無視作品，只是沖著他的名氣來要一張合影，他會態度堅決地表達自己的不爽。

無論蔣友柏本人還是身邊的朋友們，都有一個共識：現在的他，狀態是前所未有的好。設計師吳濱每次和他見面，感覺都有新話題，大到東方美學、AI對藝術的影響，小到討論一只勺子的設計語言。藝術家的使命是記錄和回應當下，疫情中的時間和空間都在壓縮，蔣友柏在雕塑作品時找到“真空”作為概念。受日本櫻花季啟發，他又把“落花一瞬”畫成了系列。吳濱稱贊他的創造力：“我特別高興看到他會不斷地發生變化，他越來越進入角色，作品也就變得完全不一樣了。”

還有半年，蔣友柏就要迎來他預設中的49歲了。在自己創造的名為“早知道”的游戲里打怪，他獲得了一些意外獎勵，如果用東方哲學來講，可能叫“冥冥之中”——2023年，他的第一次海外展覽落地日本，那意味著他被更廣闊的市場承認，開幕時間1月13日，剛好是爺爺過世的日子；同一年，他在上海舉辦名為“天堂的眼淚”主題展，獻給父親，以24小時作為線索，結果在開展那天剛好是秋分節氣，晝夜等長。

就在最近，在他專心嘗試藝術整整10年的時候，他終于想明白了，自己到底要做什么。

“我想挑戰國畫里面的當代青綠，要跟剝漆做結合。”也是在今年，他即將迎來自己的第一場藝術展。相比于商業展，這是一次對他創作生涯更深度的挖掘，和更系統的梳理，“肯定是一個里程碑”，他說。

而這些年份數字上的巧合，像是生命中的彩蛋，也是奇跡。

現在就已經有朋友在為蔣友柏策劃50歲生日了。那一天，意味著他邁過了父輩的命運寫就的那個終點，從此之后的每一天，“都是我賺到的。”

然后呢？

好像終于不必“早知道”了，他已經找到想要持續做下去的事，只要接著畫就好——每天專注六小時，然后等待畫布變干，等待名為藝術的魔法發生，就像他過去十年的每一天那樣。

策劃、監制：于蕾 / 攝影：王志伯 / 助理：葉治欣（王志伯影像視務所） / 采訪、文：閆坤沐